桂清扬博士谈著名诗人黄亚洲诗歌创作“五种诗说”之“在场说”

在场说

何谓“在场”？比利时批评家乔治•布莱的说法：“一切在场都意味着对存在的一种显现。仿佛确定的现实的一种涌现，本质似乎借此在它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中安身立命。它在，并在其所，证实它的在场。”布莱的《批评意识》一书专章论述批评家阿尔贝•贝甘的在场理论。贝甘有一次论及法国大诗人克洛岱尔时说：“诗人的语言坚实，充满着尘世间物的滋味。令人愉快的、坚实的、在其坚实中被人钟爱的物，它们在其词语的展现中保留着全部的在场的力量、全部的重力。”

亚洲近年来令人惊讶，不仅因为他奋力写出的作品，而且还以他的有别于其他诗人的写作方式——他的诗歌始终是在路上完成的，一边走，一边写，风景无限；现实感、历史感，奇迹叠出。而他的“在路上”，不同于凯鲁亚克上的“在路上”，不是冒险，不是勇往直前，不是BG意义上的背包革命；他的在路上，确切地说，仅仅表明，他在场。而他的在场，即是说，历史的木槌猛然敲击到了现实这面大鼓上，突然之间，就訇然有声了。然而，他又不会像当代大部分诗人一样，找到了现实，再进行“本地的抽象”。黄亚洲找到一个圆点——历史和现实双重混合的“场”——之后，立刻就会做开掘泉眼的工作。

亚洲这样叙述他的“在场说”（或称“行吟说”）：“我在我的‘行吟’里，见什么表达什么，有时候把梅花唱绿了，有时候把柳叶唱红了，有时候一不小心把骨头朗诵成了骷髅，这有些扫兴，但是，我想，真性情就好。”“我想把我看到的东西，努力放到一种文化的背景当中去阐述。而且结合当下的作者的文化感受，进行感情抒发。所以有很多触及时弊的东西。”（桂清扬：黄亚洲访谈录）

邹汉明在《在场的写作》一文中指出：“对于亚洲的创作精力与速度，我早已领略。许多年以前，亚洲任团长的浙江作家代表团访问青海甘肃，一路上，是茫茫戈壁与沙漠，由于长途旅行的枯燥与疲劳，大家都在车内昏昏欲睡，惟有亚洲一人在动荡的车内写诗，每写好一首，就站起来给我们朗诵一首，以驱除团员们的困倦。许多年过去了，亚洲的创作习惯依旧，这也许就是他每年都能创作大量作品的秘笈吧。”

吟必行，行必吟。古人说的“仗剑去国”、“仗剑远游”，“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大致与此较为接近。大诗人李白、杜甫的生命史上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时光，而杜甫尤甚。更早一点，那位形容憔悴、行吟泽畔的伟大屈原，更可能是这样一类诗人。我注意到从《磕磕碰碰经纬线》开始，中经《行吟长征路》，到新集子《狂风》，亚洲正愈来愈接近这些初始意义上的诗人。

哈维尔主张：“参与比置身事外更重要。”走得有多远，心就有多大。亚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行诗，挥笔疾书，倚马可待。2005年的诗集《行吟长征路》如此，一个月成稿；2008年的《中国如此震动》也如此，二十天成稿；即将出版的《狂风》，大体都是如此。然而，他并没有成为快速书写的工具。他的大脑功能未被悬置，任何构想、意图和理性的成分都未被抛弃，因此作者的神圣形象也未被毁灭。这一点令我们无比欣慰和敬佩！

亨利•索罗有言：诗人是大自然的兄弟，是又一个大自然，他们相互揭示各自的真谛，他们又彼此烘托，相互辉映。现实的行走与历史的记忆交相辉映，使得亚洲的诗歌在“行走”中必然具有历史的沉重感。行吟有脚步，思想有光芒。南中国的雪灾、汶川地震、上海世博园、红军长征路，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而这正是他的诗歌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的源泉。

【诗人/译者简介】桂清扬，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哲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国际翻译家联盟会员暨国际执证译员，国际跨文化研究院院士，香港国际创意学会秘书长，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教育行业委员会副会长等。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散文精选》、《2018世界诗选》等。荣获首届“左龙右虎杯”国际诗歌大赛荣誉诗人金奖。出版主要译著：《呼啸山庄》（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版）等，应邀为叶君健全译本《安徒生童话》珍藏版撰写“名家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