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乔

在朱湾村没人说打猪草、割猪草，只说挑猪草。我们这些孩子不懂得为什么非要用这个“挑”字，倒觉得还是用“打”合适。割回来的草，不是大人说的那些，那大人们上手就会打。父亲常年在外，爷爷奶奶舍不得下手，母亲承担了打我的重任。猪草的确需要挑，是挑捡的挑。地里什么草都有，猪是个著名的吃货，但也不是什么草都能吃都爱吃。那我们只能牢记大人吩咐的该挑哪些草不能挑哪些草，在大人嘴里猪比自家孩子金贵得多，我们不挑好挑多猪草，我们的屁股就得受打。

孩子们与土地很亲，但没有大人的吆喝和吓唬，没人喜欢干活。到田间地头、路边河岸挑猪草，小伙伴可以堂而皇之地聚在一起玩。并不是每天都要挑猪草，什么时候挑，我们也不知道，但每到挑猪草，总会能聚上几个小伙伴。现在想起来，着实有些奇怪，那时候，我们几个玩得要好的，只要挑猪草，好像都能凑到一块儿。这不是我们的约定，好像大人们也没心思有这样的约定吧。

挑猪草，让我们多了些玩的机会，这并不能让我们感谢挑猪草。不挑猪草，我们可以玩得更野。对了，我们确实是在打猪草，挥舞镰刀不是在割，是在向猪草撒气。没办法，我们有心没胆跟父母叫板。

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生产队的庄稼地，由不得草胡乱撒野。猪草只是奴婢，都躲在角落里。这可好，我们猫着腰瞪着眼，像找地雷一样寻觅那些猪草。

生产队地里长着大片的苜蓿，绿灿灿油汪汪的，翻进地里是肥料，割上来是猪草。这样的猪草是生产队那些猪的美食，乡亲们自家的猪是野孩子，没资格享有这口福。大人们眼馋，但不会下手，公家的就是公家的，动不得。小孩子们不管这么多，玩过头，或者实在挑不满一篮子别的猪草时，就会像偷地雷一样用苜蓿撑满篮子。到了家，大人们只是瞟一眼，不吭声。只有哪天生产队干部找上门时，大人们才会恶狠狠地当着干部的面教育孩子。言语说教，几乎没有，骂的话也不多，抡起扫帚往孩子屁股上挥舞是主要动作。直到一旁的干部看得实在过意不去，默默离开，大人才会停手。这时候，语言才正式粉墨登场，句句是数落孩子的不是，净化孩子的幼小心灵。集训斥与教育，义正言辞、慷慨激昂。目光盯着干部的背影，嗓门大， 句句入情入理，绝没有含沙射影的意图，可怎么听都是拿话在砸干部。

偷公家的苜蓿，这样的事，我们也不情愿多做。倒不是我们不愿意偷，主要是觉得没办法瞒住父母，太没意思。那时候，无论做什么小小的坏事，只有瞒住了父母瞒住了所有的大人，我们才有成就感。

不专心挑猪草，一个下午两三个钟头装不满一篮子。大多数时候，我们有说有笑连打带闹，但主要心思还在挑猪草上。只是有时候，就不一定了。这一天实在没兴致，就磨洋工；刚被大人训过或打过，挎着篮子出门心里就打定了罢工的主意；几个伙伴玩“抓鬼子”、“打泥仗”，把任务抛在脑后。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们十天半月就会有一回天快黑时才想挑猪草，才觉得不把篮子装满，是不敢回家的。

招数当然是有的。我最常用的是打埋伏。根据割得猪草的多少，找几根芦苇杆或小树枝什么的，将篮子分隔成上下两层，上面铺猪草，制造出满满一篮子猪草的假象。为了更逼真，我会在篮子里放几块土块，这样挎着篮子，更像是满载而归。回到家，大声说话，为的是让母亲出门亲眼见证一下，母亲有时忙，顾不上验货，我会主动送到母亲跟前。这个过程十分的短暂，只是在母亲眼前一晃，然后我急匆匆去喂猪，不给母亲反应和说话的机会。

不管我表演得怎样的真实圆润，有时还会让母亲逮着。没关系，挨了打，老实些日子呗，老老实实地少玩多挑猪草，实在忍不住了，再偷回苜蓿。

现在，每当我想起挑猪草，马上会想起怎么糊弄父母的，怎么在地里疯玩的，怎么受骂挨打的，唯独挑猪草的画面淡得几乎没有了。还有就是那些疼痛和辛苦早已随风而去，留下的都是快乐的记忆。

【作者简介】北乔, 江苏东台人，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从军25年，立1次二等功9次三等功。从事10年摄影后，1996年初渐转向散文小说创作、文学批评和美术批评。2017年5月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临潭的潭》、长篇小说《当兵》、系列散文《天下兵们》和文学评论专著《约会小说》等12部，曾获多个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