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暑假，我们一家三口抽空回老家一趟，四小时的车程到家。车子开进小院子时，父亲正和堂弟在骄阳下用蛇皮袋装着石灰，两个人都已浑身湿透；母亲正在厨房里炒着菜，邻居大妈妈坐在厨房的门口，方便一里一外地和我的父母亲“唠嗑”。见我们下车，母亲自然是第一个迎了过来，搂着女儿一口一个“乖孙子”地叫着；堂弟说了一句“姐姐、姐夫回来啦”，他是主动来给父亲搭把手的；父亲仍然不会停下手上的活儿，脸上却是憨厚地笑成了一朵多瓣的花儿；邻居还是定定地坐在小竹椅上，远远地看向我们一家子，等我上前打一声招呼，然后习惯性地评价下：“小燕子好像瘦了嘛（印象中，这么多年的每次回来，我被说了“瘦了”的次数不多）！怎么搞的？”

      老公从车上先搬出一箱我们从上海带回来的庄行蜜梨（临行前他们单位发的福利），然后给每个人削了一个，冲着父亲说：“爸，你们歇一下，不要干活了。”父亲很“听话”地冲着我堂弟说：“那我们今天就装着这么多，剩下一点明天早上我自己装。”饭菜快做好时，邻居大妈妈起身要走，我们一家人不约而同地说“就在我家吃饭”，她断是不肯，母亲便赶紧抓起两个蜜梨塞到她手上。

       吃罢晚饭，我把母亲叮嘱我带回来的一袋旧书递给她。回来的前一天，母亲在电话中说：“你们在家找一些旧书带来给康康看，他快上六年级了。”康康是我四叔的孩子，因为一些家庭的变故，四叔成婚晚、生子晚，这个小堂弟比我的孩子还要小。接过书，母亲说：“今天一早你小婶带康康回娘家了，现在不在家。”提到我小叔小婶，母亲又是左一个“可怜”、右一个“可怜”，仿佛我们但凡能多帮一点忙，就能解决他们家的困境。却又叹气说我小叔脾气太倔，从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援助，欠人一份情定要还人两份。这一点我也是知道的。

       回老家的第二天，吃晚饭时商定隔天一早带母亲去市里的另一家医院再体检一下（前年的次手术之后，她经常腿肿，已检查过几次），她猛地说：“你三婶明天也要去芜湖二院复查（三婶数月前查出乳房癌，做了手术，目前处于做化疗阶段），那我打个电话给她，让她坐我们车子一块去。”饭还没吃完的母亲立即用“微信视频”和三婶对起了话，来来回回大概聊了五分钟，终于说定了第二天早上六点一起出发。母亲全程没提我们这次要去的是弋矶山医院，而三婶要去的是二院，也没问作为司机的她女婿（我老公）认不认识路，在她的概念中，既然要去芜湖，那就是同路；既然是同路，肯定要一起去。对此，我们当然早就习以为常。

       在岁月的风云变幻中，一幕幕这样熟悉的场景在不经意中定格成了一帧帧不间断旳风景，并终将串连成关于“乡情”的永恒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