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

钱穆父，何许人也？与苏轼是何关系？今番送行又是走向何方？诸多问题，需要联系时代背景和人物遭遇来理解。苏轼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春，时任杭州知州。钱穆父，名勰，又称钱四，吴越让王之诸孙。元祐三年(1088)九月，因坐奏开封府狱空不实，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元祐五年(1090)十月，徙知瀛洲(治所在今河北河间)，次年春天赴任，途经杭州，与苏轼相聚，苏轼作此词送行。早在元祐初年，两人同朝为官，苏轼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味相投，情趣相同志节相类，友谊深厚。这次离别相送，可谓冰心送冰心，玉壶比玉壶。叹人生，浪迹天涯，漂泊宦海，沉浮起落，不由自主，难免感慨悲凉，心怀落寞。就像钱穆父获罪京师，贬官外放，一贬再贬，流离边远，辗转奔波，不知不觉，已是三年时光。三年颠簸江湖，三年挣扎宦海，三年屈辱失意，多少忧愤苦恨？多少伤怀痛心？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

词中“三改火”，不说“三年整”，是因古时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故称改火。唐宋时于寒食日赐百官新火，系沿古制，预示吉祥好运，顺风顺水。后以改火为年，三改火即指过了三年。在苏子看来，一别帝都，三次改火，皇恩不遇，机会错失，不仅流逝了宝贵的时光，而且流逝了宝贵的机遇。这在才情卓异、志在家国的人们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人生挫折。换说“三年整”，只是泛泛言说时间流逝，不见志士心怀。言及朋友的官途奔波，“天涯踏尽红尘”，给人以仕途茫茫，人马困顿，心力交瘁，不堪其苦的感触。有一点夸张，三易其地，往返奔波，未必到了海角天涯，但是苏子偏说“天涯踏尽”，似乎替朋友鸣抱不平，似乎也在控诉朝廷不公。“红尘”是尔虞我诈的官场，是熙熙攘攘的尘世，是污浊不堪的社会。说朋友“踏尽红尘”，多少有点贬损官场，鄙视流俗的意味但是，同时也抬高了钱穆父的趣味与品性。我自品节高逸，德性清明，自然不是庸碌凡夫，蠢蠢诸公所能相比。尽管对于朋友来说，时运不济，仕途多舛，人生落魄，心意沉沦但是，今天看到朋友气象一新，春风拂面，谈笑风生。真是让人无比惊喜，无比钦佩。不记恨过去，耿耿于怀，不嗟愁叹苦，牢骚满腹，不自暴自弃，沉沦不振。相反，将过往的一切诬陷、诽谤，将过往的一切算计、讥讽，一切攻击、伤害，全都轻轻拂去，不以为意，不在话下。这是怎样的超脱和豁达，这是怎样的大度和宽广，这又是怎样的修养和品性。“依然一笑”很能看出朋友的人生态度，向来如此，一直如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然处世，从容应对，特别是面对异己力量的无情打击，能够不惊不惧，不荣不辱，超然应对，这就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词人很感动，很欣喜，情不自禁地称赞朋友，就像古井无波，见心见性，平静如镜，纤尘不染，就像秋竹有节，坚劲挺拔，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词人送别朋友，埋怨世道不公，仕途诡异，盛赞朋友人心清明，品节高尚，其实未必没有自己的身世境遇和志向追求在里面。探究词人元祐年间的命运遭际，的确可以窥知元祐中期，朝堂矛盾日益加剧。苏轼请求朝廷将自己外放杭州，就是为了保全名节，平息波澜。其《乞郡扎子》云：“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东坡奏议集》卷五)苏轼以道自守，明心见性，恰似古井不兴波澜，秋竹不改志节。志向追求，人品清迈，与朋友钱穆父大致相同。可谓“同声相求，同气相投”。

词人为朋友设宴饯行，渡口位于杭州城外。朋友钱穆父孤舟独去，前往瀛洲，免不了彼此伤怀、感慨。对于苏轼而言，朋友离去，人生起落，痛感世道不平，仕途失意，怅然若失，无语伤神。对于即将离开的钱穆父而言，肯定也是独向天涯，一心落寞，但是又一筹莫展，无可奈何。送者惆怅，行者忧伤。喝着酒，说着话，虽然通达，虽然看惯人生离散聚合，真正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还是一时难以承受。需要叫来歌妓献歌、劝饮吗？需要用眼前的醉酒当歌，纸醉金迷来排解心间离忧苦恨吗？似乎一下子可以陶醉自己，麻醉心灵，可是，清醒如苏轼、钱穆父这样的人，非常清楚，歌舞繁华落尽还是清冷伤心，美酒豪饮之余同样是挥之不去的忧伤离愁。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已举杯对饮，说说话语，叨叨世态，交流心志，勉励人生吧。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想得通达一些，看得高远一点。人生在世，天地为家，来往如风天南地北，聚散匆匆，实在是太平常，太普通了，何必如此在意？何必伤怀不已？李白早就说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人生如过客，蜉蝣天地白驹过隙，萍聚萍散，东西南北，实在难以把控，实在不由自主，倒不如顺其自然，因缘随运吧。如此想来，天地宽阔，心胸亦随之宽阔，精神亦随之振奋。

苏轼放言，人生是旅店，你我是过客，行走山川，行走人世，行走风云，免不了接触各种各样的风景，各种各样的世态人心，不必为它们生气，不必为它们伤怀，我自清风放歌，我自江湖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