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亲祝寿

李全仁

今年农历二月初三日，是我母亲段俊卿的百岁寿辰。

母亲原本没有大名，现在的名字是抗战年代识字班时老师起的。年轻的母亲通过上识字班学了文化，懂得了革命道理，成了村里妇救会干部，带领广大妇女拥军支前，还登台演戏宣传抗战。在日寇频频“扫荡”的残酷岁月里，母亲不怕艰险，经住了考验。所以我村（历城南高而村）被评为鲁中区抗日模范村也有她的一份贡献。

母亲一生生育了九个子女，另外还认了一个干女儿一个干儿子。为什么这么多亲生子女还认干的呢？也是事出有因：我的干姐焦一轮是烈士焦延荣的女儿。焦伯伯是泰历县参议会秘书长、卧龙区副区长、南高而村抗日完全小学教师，还担任着村抗日儿童剧团团长。他领导的抗日儿童剧团很有名，在附近四、五个县演出。1944年严冬的一个深夜，万德的鬼子来高而“扫荡”，他转移到北邱村，在那里集合民兵时，不幸被化装成民兵的鬼子抓住。鬼子把他带到万德火车站，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焦伯伯始终威武不屈，一个字不肯吐露。丧心病狂的鬼子把他绑到木桩上，活活喂了洋狗。不久仲宫鬼子又来“扫荡”，他的妻子在逃往出泉沟的路上被鬼子开枪打死。他们的小女儿焦一轮成了孤儿。我母亲当时27岁，虽已有了三个孩子，还是当亲生女儿耐心地照顾她。她的邻居——军属郭大娘看在眼里，介绍她认了干妈；另一个干儿子是街坊张立法的儿子。张立法从小给地主扛活，40岁上土改分了土地，说上媳妇，并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全家人喜出望外，但怕命薄担不的，看着我家人丁兴旺，托上人非要认干妈不可。我母亲爽快地答应了。

母亲出生在长清县诗家庄一个贫苦农家，三岁上父亲离世，母女二人相依为命。长到11岁上认为自己长大了，应该支撑起这个家，带着母亲一块到开柿饼铺的李家打工，把挣来的钱做本钱，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贴补着家庭生活。17岁上出嫁，想不到婆家更穷，一家十几口人，卖馍馍卖豆腐，吃麸子吃渣，半夜起来推磨。分家后我父亲借了本钱，一边种地一边做生意卖布，日子有了起色。不久鬼子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战，父亲当选为村里财粮委员。我村是大村，是历城南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心，父亲每天接待抗日军政人员，安排吃住，协助工作，不能做生意了，种地全靠我小脚的母亲。母亲每天抱着孩子上坡干活，夜晚在灯下做针线，还要为全家人推生办熟。父亲当村干部无报酬，一家人生活很困苦。

解放战争年代，村里地主、富农投降国民党当了还乡团，领着国民党兵进攻解放区，反攻倒算。抗战时期坚壁清野，我家打的土洞全被还乡团破坏了，粮食财物被抢光，家具砸烂。还要冒着枪林弹雨奔波逃命。

集体化年代，我和二弟工作了，三弟参军，小的上学，家中人口多无劳力，按工分分口粮，日子窘迫。母亲最难忘秋季分地瓜的时候，别人边分边往晒场上担，全家人忙着切晒瓜干。我父亲是大队干部，不能及时赶回，只有四五十岁的母亲独自往家担。身体纤弱，三寸金莲，山高路远，那滋味可想而知了。

改革开放像一剂灵丹妙药，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日子步步登高。只可惜父亲没福，生活刚有了改善就病故了。母亲长寿，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光景。如今子孙满堂，日子红红火火。家庭成员中有工人、农民、公务员、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还有作家、画家、摄影家，分布在全国各地。不管城乡，家家住楼房，有汽车。这也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回想起小时候父母为我的前途操心，小学毕业后升学没钱，商量着让我去章丘学织布。可是小小的我心比天高，藏在牛草垛里复习功课，后来成为村里第一个中学生是偷考上的。

母亲生日这天是星期五，为了不影响在职的出勤，把祝寿时间改在星期六。这天清晨，远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的家人们按时赶来，有的乘飞机，有的坐高铁。这使我想起，有一年国庆节放假两天，我从天津回家探亲，乘火车到济南后，没赶上开往老家的每天只有两趟的汽车，只好住在济南，第二天返回天津。

我们给母亲过生日从不张扬，不请客，不浪费，只有母亲的直系亲属参加。记得有一年过生日，齐鲁电视台四名记者来采访，我们很抱歉地谢绝了。母亲对党的感情是深厚的，过90岁生日时，还亲自起头，带领我们合唱了《东方红》。这次——3月12日上午，母亲乘坐的轿车来到酒店大院时，子孙们立刻点燃了鞭炮、礼花，然后在大家簇拥下进了大厅。在大厅里大家互相交谈，照相留念。这是每年唯一的一次大团聚机会，只有这时大家才有机会从天南地北会到一起。

宴会开始，唱罢《生日快乐》，母亲一口气吹息了小蜡烛，然后大家一起分享生日蛋糕，然后60多口人分别向母亲敬酒祝贺。母亲能兴致勃勃地奉陪到底，不觉得累。我的在飞机场当工程师的女婿，端着酒杯走到我母亲面前，高兴地说：

“奶奶，我祝你老人家福比东海大，寿比南山高！”

这也是全体后辈的心愿。就以此做为本文的结束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