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无先生
几年前,一位正值英年的朋友不幸辞世。大家在扼腕惋惜的同时,纷纷慨叹:这老兄,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有病就该专心治病,为什么非要带病坚持工作呢?的确,这位朋友非常敬业。他发病之初远未达到病入膏肓的程度,但在连续几次手术之后,他不顾领导与同事劝告,一直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病灶转移至要害部位,宣告不治。
逝者虽已,心痛则难休!至今痛定思痛,仍不免感慨万千。趁隙寥寥写下几笔,以示对旧友之缅怀。
其实,“带病坚持工作”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这种现象在机关、部队、科研单位等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性。先古不论,单说近年,此中“楷模”就层出不穷:90年代去世的好法官谭彦、2005年去世的北大带病援疆教授孟二冬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透过“带病坚持工作”的表面,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陈旧的思维定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兵强将广是战斗胜利的基本保障,因此必须做到“轻伤不下火线”。到了和平年代,“轻伤不下火线”就变成了“带病坚持工作”。
在危及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性事件面前,比如在抗震救灾、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为挽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这样的坚持与牺牲,不仅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彰显了一种为“大我”牺牲“小我”的崇高奉献境界。这样的牺牲值得,死得其所。
早些年,生产力水平低下,许多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脑力劳动为辅。“人多势众”似乎成了工作成败的关键。如果有点病就脱岗,那么工作必然受到影响。这样的“带病坚持工作”似乎尚可理解,但在在高科技社会,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在和风细雨的平时,仍然还把“带病坚持工作”作为推动一个团队的“精神力量”,作为衡量一个人思想境界高低的标准,是否让人感到这种定位有几分陈旧?
其次,从中看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法治观念的淡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十年浩劫”结束前的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曾经鼓舞一代国人发奋图强,度过了重重难关,的确值得提倡与推崇。在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劳动法》明文规定:职工有劳动的权利,也有休息的权利。职工生病,理应休息,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还把“带病坚持工作”当成一种高尚的革命精神,并且宣传、推崇之,导致工作遭受损失,甚至当事人以身殉职,何以体现人文关怀?若此,是否应当有人来承担相应的法律或道义责任?
人所共知,工作最本质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创造美好的生活。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工作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不能把手段误当成目标。不能掠夺性地利用人力资源,特别是优秀的人力资源。如果优秀人才都因“带病坚持工作”而英年早逝,那么,即使一时实现了目标,也失去了继续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我们又怎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用优秀人才的宝贵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呢?
再次,从中感到“误导”的力量不容忽视。我们不难看到,前文提到的这些“带病坚持工作”的“楷模”都是曾经是被大树特树的先进典型。曾经是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直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英模人物。此类宣传若严谨度不够,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带病坚持工作”者领导赏识、群众敬仰、自身光荣、为人楷模的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有鼓励“带病坚持工作”之嫌。
第四,某些“带病坚持工作”者敬业有余而健康理念不足。我们经常说,健康之于功名利禄,健康为“1”,其余都是“1”后的“0”。此话说则容易,做到则很难。当我们在“带病坚持工作”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健康生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遵从的一种职业道德?比如“非典时代”你已经在发烧却硬要去与大家一起工作,是否体现了对同事们生命权的漠视?是否想到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否想到过三五十岁英年早逝,要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少作几十年贡献?是否想到过自己一旦有个闪失,会留给亲朋、好友、同事们巨大的痛苦、悲伤与惋惜?是否想到过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己对人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
第五,从中看到了表彰、评优的瑕疵。先进典型人物往往“衣袋里装着病假条”上班,往往不能对父母尽床前孝甚至不能在父母即将辞世时见“最后一面”,往往不能在爱人分娩时守候在病房外,往往对自己的孩子无暇多顾、导致孩子功课落后甚至沦为“失足青少年”。凡此种种,尽管不是表彰、评优的标准,但现实的宣传报道已经在客观上营造了氛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为国家“扫”净自家门前一片“雪”。如果连作为公民最起码的义务不能尽到,那么,这样的同志究竟是应该批评还是应该表彰?
当然,我们不提倡“带病坚持工作”,并不是否定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我们强调的是要明白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带病坚持工作”,在什么情况下不必“带病坚持工作”;我们强调的是不能仅凭感情去认同“带病坚持工作”,更要注重和正视“带病坚持工作”带来的不良效果;我们强调的是不能为短时利益,对“带病坚持工作”的现象抱“默契”态度,而是要以战略性的目光,立足长远与整体利益,爱惜人才,保护骨干;我们强调的是不能轻意褒奖与推崇“带病坚持工作”的行为,而是要积极探索比“带病坚持工作”更为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
我们坚信,“带病坚持工作”的现象终将远离我们的视野。我更希望我的同事、老友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此文为作者多年前旧作)

虚无先生,又名愚叟、真言。笔耕数十年,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等作品多种。著有《激情飞歌》《梦里的故乡》《活着 想着 写着》《远去的风景》《为了纪念的记忆》《迂生愚论》《古风-打油诗300首》等9部。近年以诗歌创作为主,诗风通俗、细腻、走心,出版情感诗集《我和另一个我》。
诗观:好诗歌在心底,好诗人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