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记忆之三

                □虚无先生

    “村里的春晚”要等到春节才能看，“皮影戏”一般只能在农闲时节，而看露天电影，虽说机会不多，但至少不受季节限制。

    可以说，当年农村的露天电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它的运作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县里的每个乡都有一支专业的电影放映队，放映队一般由三五个人组成，隶属于乡文化站。这支队伍长年累月地奔波于本乡所属的各自然村落之间，为广大的社员群众放映“红色”电影。听长辈说，无论多少，放映电影还是要收一点费用的，但这些费用只用作租片，而不是为了赢利。

    我所在的乡共有18个自然村，每个村大约一两个月能轮到一次看露天电影。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电影产品少得可怜，拍摄一部新片子非常不容易。即使有新片子发行，也是先在大城市放映，再到小城市或者县城放映，待轮到乡村至少需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乡电影队放映的电影片都是从县电影院租来的。一般县级电影院购买新电影拷贝不过一两部而已，在电影院里放映数十遍之后，再租给各乡电影队。如此循环之后再看到的电影胶片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每当村里来了电影队，总还是会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那场面的火爆甚至不亚于过年。

    我们村里放电影的地点设在大街（长约200米、宽约8米的土路）的正中间。在这样一条“大街”上为上千人放电影，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于是，从得到放电影的消息开始，孩子们就抱着一堆小板凳，急惶惶地去搞“圈地运动”了。露天电影是一定得等到天黑才能放的，但是，“圈地运动”往往从早上就进入白热化程度，为此还经常引发“战争”。我就曾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我用一块砖头把一个同龄孩子的头砸破了，流了不少血。

    夜幕降临了。乳白色的电影屏幕在两根刚刚被砍伐来的粗细适当的槐树杆子间徐徐展开。此时，放映员例行性地说：社员同志们，请安静！电影马上就放映了。然后，正式开始放映。放映的过程中，观赏的人群正常的状态是鸦雀无声，偶尔也会随着电影的情节产生一阵儿相应的骚动。由于放映机大多“老龄”，所以放映过程中经常出现故障。好在障碍一般都能排除，且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大家往往仍能做到鸦雀无声。有两种情况会导致电影放映被彻底中断，那就是停电和突然光顾的大风雨雪天气。每逢这种情况，难免会有人发出几声抱怨，但绝大多数人只是带着遗憾的神情默默离去。毕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停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大风雨雪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人们早就由于习惯而具备充分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人们不能承受的是电影片儿太少，且内容精彩的更是凤毛麟角。年轻人对此的感觉就显得更加强烈些。于是，偶尔发行一部有点看头儿的片子，就会出现“随片跑”的现象。也就是在自己村里看了还要跟到附近的村里去看。以江阴华西村改革为题材的电影片《柳暗花明》刚刚上映时，我就曾“随片跑”了三个村子，一共看了四遍。所以，片中的主题歌至今耳熟能详，还能一口气唱到底。

    上了初中以后，开始朦朦胧胧地懂得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不仅能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已经不太容易完全集中在情节上，而且发现与自己同龄的其他男孩子也大致如此。比如“圈地”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意识地去靠近村里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同学家的“地盘”。观影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搜寻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动态。特别是对放映队的小伙子们给予了更加严密的关注。70年代初期，高考还没有恢复。电影放映员一般是由学习成绩比较优异的高中毕业生担任。他们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农村的先进文化，也代表着“渊博”的知识。因而，他们所到之处，便有如今天的“超女”、“快男”一般，往往成为思想前卫的漂亮女孩们的追捧对象。我们村里两个长得有点儿模样的女孩都嫁给了电影放映员。

    在那个近乎看不到未来的时段，我曾经多次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事实上，那些电影放映员在当地的农村里也的确是属于优秀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进了大学或者中专，并且在毕业后成为了我们那方土地上各行各业的领头人。

虚无先生，又名愚叟、真言。笔耕数十年，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等作品多种。著有《激情飞歌》《梦里的故乡》《活着  想着  写着》《远去的风景》《为了纪念的记忆》《迂生愚论》《古风-打油诗300首》等9部。近年以诗歌创作为主，诗风通俗、细腻、走心，出版情感诗集《我和另一个我》。

       诗观：好诗歌在心底，好诗人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