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记忆之二

               □虚无先生

    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正处在十年浩劫中后期，那时候自己买不起书，学校图书馆里也藏书“羞涩”，可读的书不多，于是鲁迅先生的《呐喊》成了我经常借的一本书。其中《社戏》看得遍数最多，现今虽然已经模糊了小说的细节，却仍然清晰地记得，之所以反反复复地看它，除了选择受限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我的家乡也有“社戏”——冀东的“皮影戏”。

    那时候家乡农村的物质文化双贫困，只有具备“条件”的村子里才有自己的“皮影”（当地人俗称“唱影”）班子。看“皮影”戏对当时的村民们来说，堪称村里的“文化盛事”，所以我对此至今印象深刻。

    虽说是“文化盛事”，但实际上组织演“皮影”戏并不复杂。只需在村儿中央的街上搭个台子,四周用毡布围起来，台子前方挂一块白色的幕布。台子可以用土坯搭，毡布可以从生产队借用。因此，所谓“条件”，一是台子前方的那块白色幕布需要一次性投入几元钱，二是必须得有足以搭起班子的“唱影”人才。显然，后者是能否搭班子的决定因素。

    我们村儿的“皮影”班子是在一个叫文光的人牵头搭建起来的。他唱旦角儿，音色清亮、娇美，相当够水准。如果只闻其声，那么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位长着一个硕大脑袋的中年壮汉。基于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太大，而我在村里生活的时间又不是很长，所以对他的了解比较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我们村儿的一大“文化名人”——私塾先生。村里人说“大脑袋出智慧”，确乎不无道理。先生的脑袋比文光的脑袋还要大一圈儿。无论多么着急的话，都能说得慢条斯理，且每开口必先摇头晃脑，斯文且含蓄。有了这样一个文化人儿父亲，文光及其弟妹们不必进学堂也能满腹经纶。印象中的文光组织能力很强，他不仅带头组织了“皮影”班子，还曾经多年连任生产队长。只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生未曾娶妻。

    平日里，“演员”们只能在繁重的农活之余聚集在文光家里排练。准备演出时，他们就组织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搭起台子。正式演出时，幕布上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用驴皮雕刻成的古代戏剧人物（俗称“影人儿”）。这些“影人儿”根据台词内容，做着相应的动作。“影人儿”原本是无生命之物，怎么会动呢？原来，它们的手脚上都绑着铅丝和秫秸竿，有人专门在幕后操纵它们，这个角色在我们当地俗称“耍线的”（与木偶戏的原理大同小异）。“唱影”者的演唱和“影人儿”的动作的默契配合，是“皮影戏”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因而“耍线的”的在班子里的地位举足轻重。演唱的剧本则是村里流传下来的古代戏剧线装本。“唱影”和唱歌有很大区别。首先，唱歌是既见其人，也闻其声；“唱影”则只见“影人儿”，但闻其声。其次，唱歌是用本嗓演唱，而“唱影”则是用假嗓演唱。在演唱的时候，演唱者用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掐住喉结偏上部分，根据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分别发出生、旦、净、末、丑的声音。

    我的哥哥是负责“耍线”的，由于水平不凡，同伴儿们尊称他为“耍线大王”。尽管“唱影”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由于一般人不允许去后台，所以也就给听戏的人留下了一个悬念。有一次，我趁给哥哥送饭的机会到后台去了一次。但见那些演员们一个个掐着嗓子，伸长脖子，或等待或演唱。每当卖力地演唱时，活像一群公鸡在集体“打鸣”。即使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也仍需掐着脖子时刻严阵以待。卖力地唱过之后，往往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活像一群刚刚斗罢的公鸡。那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个精神贫瘠的年代，尽管“皮影”戏不是孩子们所推崇的，但能看到“皮影”戏也可以算是精神享受了。况且，当时在我们村里连一本古典名著也找不到，我就是在“皮影”戏里，认识了刘关张三兄弟和曹操......

    虽戏称“皮影”为“社戏”，但其与鲁迅先生作品里的“社戏”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就连演出的时间也截然不同。“社戏”的演出时间基本在初夏，而“皮影”戏的演出时间则绝对不可能是初夏，因为那正是农忙时节。看“皮影”戏基本上只能等到农闲时节，大多是在冬天。

虚无先生，又名愚叟、真言。笔耕数十年，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等作品多种。著有《激情飞歌》《梦里的故乡》《活着  想着  写着》《远去的风景》《为了纪念的记忆》《迂生愚论》《古风-打油诗300首》等9部。近年以诗歌创作为主，诗风通俗、细腻、走心，出版情感诗集《我和另一个我》。

       诗观：好诗歌在心底，好诗人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