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到了的时候，天寒地冻，老宅屋顶的房脊上，站了一排鸽子，有白色的，有灰色的，有黑色的，像是要排练什么节目似的。

我数了数，足足有十八九只鸽子。

父亲坐在方凳上看鸽子吃玉米，神情很专注。品质好的玉米粒都吃完了，发霉变质的坏玉米粒都留下了。别看鸽子一双小眼睛，确实是贼尖贼尖的，不服不行。我问母亲：“平时有多少只？”母亲回答说：“今天还少，有时候还多，甚至有二十五六只。天冷，外面没有什么好吃的，鸟儿都回来了。咱门口的房檐下，都住着鸽子，我一天不停地扫，要不然满是鸽子粪，不好看……”

我家的老宅，是祖上传下来的，是相当完整、大气的四合院，古色古香，在附近非常有名。经常有古建园林专家或大专院校的老师带学生来参观学习。这古老的四合院，母亲栽种了一些花草，有着一种浓浓的书香氛围，是个最适宜读书写字的好地方。我记忆中，父亲总喜欢站在院中的老方桌旁，用毛笔或板笔书写对联、铭旌之类，母亲在一旁默默地协助。父亲编写的对联，一般都结合事主的家庭实际，所以非常受乡亲们喜爱。乡村的文人雅士们，通常听说是我父亲编写的，都爱仔细地研究一番。

父亲孙俊杰，是解放前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的老同志。十九岁的他即为我们西庄地区的团干部(当时叫青年主任)，全面负责青年工作。解放时期，因支前积极，曾荣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解放西北纪念章”，但他本质上是个学者。

父亲有个绰号“老懂”，人称“老懂哥”“老懂叔”“老懂伯”，有人干脆称我父亲为“懂师”，其实是熟人们夸父亲知识面宽。说句公道话，父亲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学识最为渊博的人之一，这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学问是分不开的。祖父不喜欢父亲的这个绰号，因为有语云：“父母在，不言老。”据说呀，有一次，有个不太熟悉的人，到我家找我父亲，父亲恰好外出，祖父在家，那人问：“老董叔在屋吗？”祖父板着脸说：“这家只有姓孙的，没有姓董的。”来人很尴尬，不知该如何应答。

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父亲很宽容，记忆中从来没有打过我。倒是母亲很厉害，我家的笤帚把挺有用处，好多次差点“伺候”上我的屁股。我曾经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这样放宽？他告诉我说，祖父是个有本事人，对子女也很严厉，凡事总喜欢家人按他的意思办，解放初期曾任村主任(注：村主任即俗称的村长)。父亲那个时候就想：以后等自己当父亲时，对孩子们尽可能宽松些，改变一下。

父亲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我有点明白他的想法了。他小时候，约有七八岁的样子，犯了错误，祖父扒光他的衣服，训斥父亲，父亲赤条条地从油坊哭着走回家。那个时候，我家开有油坊，祖父是油坊管事的，油坊距家约三里路，去油坊几乎都是步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应当知羞耻了，何况回家必经大巷道，大巷道不知有多少双眼睛，一丝不挂的父亲徒步回家，当时该有多难堪、多委屈啊！

父亲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新闻也好，娱乐节目也罢，都很认真。每天的天气预报，都认真地记录在大笔记本上。这些本子足足可装几麻袋。遇有雨雪等天气变化，也会及时告诉家人。晚饭后的这段时间，父亲也聊些往事，比如过去工作中的细节。高兴时，还谈些曾经搭班工作的失误，自己的，别人的，让我们引以为戒，非常坦诚，这时候的父亲像我们的亲密朋友，不再是一个长辈。

有意思的是，一次啊，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母亲故意将花椒粒与黄豆混在一起，让父亲分拣出花椒。或者让我妹买些带壳落花生，让父亲剥出花生仁，放在碗中。

背地里，我悄悄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说：“给他找个事情干。”

我这才发现父亲真的衰老了，也不大看电视了，只是偶尔看一下报纸。母亲为了防止年老体弱的父亲对外界不感兴趣，脑袋发痴，才想了这么个办法。

父亲睡觉的时间日渐增多，说话也少了。精神头好了的时候，也会问起我们兄妹们都在干什么？侄子侄女们都在干什么？母亲回答：“上班的上班，做生意的做生意，上学的上学……”

哥哥们嫂子们，姐姐妹妹们，侄子侄女们，还有别的亲人们，回来后，总要挤出时间看一下父母，说些闲话，逗父亲开心，或车载父亲外出转一转，散散心。孩子们问一句东，他笑着，看着口型，回答一句西，真是南辕北辙！孩子们乐了：“我爷这耳朵怎么这么差劲，让我过几天给我爷买个助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