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的媚雅与媚俗(4)
(节选自《中国新诗五十年》)
作者 林贤治
4、论争与诗歌创作的缺失
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指出:“一切伪存在和在不关心政治的壁龛里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乐趣的行为 ——这些冷漠行为,这些在私人生活圈子的正式仪式中的取乐的行为,正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复制模式。”“民间诗人”通过玩世不恭和口语写作排斥、反对、消解对霸权话语的对抗,不但连不平也没有,反而不断打岔,不免流为鲁迅所说的那类维持角色。
(图:莱茵河畔的花 梓君摄)
“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在他们的大纛上写道:“写作远远大于诗歌”;而“民间写作”的诗人则把“生活远远大于诗歌”的口号写上他们的旗帜。有趣的是,他们竟都分别以“写作”和“生活”的捍卫者的名义,一致地取消了诗歌!
两派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强调语言、专业和理性,“知识分子写作”群用空洞抽象的文本知识掩盖现实生活,“民间写作”群则用琐碎的生活遮蔽重大的社会问题,结果出现同质化的现象。虽然,在他们中间也曾产生过一些好诗,但总体上成就不大;至九十年代,可谓每况愈下,最后已经无法产生像样的作品,只好集体上演像“盘峰诗会”这样的闹剧。
(图 杜鹃 梓君摄于江西萍乡广寒寨乡四八门)
“知识分子写作”及“民间写作”的概念未尽准确,但是,在这些诗人中间,确实较为明显地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理论主张和写作实践,集结为两个不同的队列。他们分别出版《诗年鉴》,分别著文,彼此攻击达半年之久。1999年4月间,两彪人马齐聚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了一个具有准官方色彩的研讨会。会上,名目是讨论新诗发展态势与理论建设,实际上借机互相攻讦,争夺话语权、代表权,如考利所描述的:“有一种欲望和较低级的雄心混在一起,即向客观世界施加影响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美国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诗坛也曾引发学院派与反学院派的冲突,使艾略特、庞德—威廉斯两个不同的诗歌谱系得以进一步的赓续。在美国,诗人可能夹带着意气之争,不同的是,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彼此的分歧,故而通过论争,自觉捍卫心目中的神圣的原则,如迪克斯坦所说:“处于生死关头的绝不仅仅是文学形式,人们所争论的是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动向。”
对中国诗人来说,他们的争论不但与思想文化无涉,而且离文学的形式已愈来愈远——韩东承认,在这场论争中,存在着“利益”问题。
(图:鹅湖晚樱 梓君摄)
在盘峰会议及其后续的论争中,双方都表现出了一种暴力和强制的倾向,其间还动用了一点诡计。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噤声不语,到九十年代末的厉声尖叫,论争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没有给诗坛带来任何良好的影响;如果要说收获,那么,通过彼此间的攻击,正好暴露了诗歌创作的缺失,以及诗歌之外的共同的致命的地方。
我们自古以来就习惯于“英雄排座次”,在这里,即使没有最高权威,我们的诗人也要争当最高权威至,为了争夺一些空椅子,他们的斗争竟也会变得如此激烈。对此,我们不妨说:因为有“盘峰诗会”,所以中国没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