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

文／李海彬（北京）

锃亮的犁头儿深入地里，一块一块的土就翻滚开来。犁头的前方是两头黄牛，后边是扶着犁把的父亲，长长的鞭子甩在空中，响声清脆。黄牛一犁挨着一犁地拉着，土地一垄一垄地深翻，深秋的早上，土腥气渐渐弥漫在湿重的空气里。

莽莽的豫东大平原，除了三里五里一个村庄，绝无一个山头阻隔视线。往南有一条涡河，往北有一条惠济河，它们从黄河来，它们从亘古来，一直横陈在这片土地上。从鹿邑到商丘，有一条公路横穿这两条河，我的故乡，就紧挨着这条公路，它叫张小楼。

一块地一亩到两亩不等，犁完一块地，得一个大场。三更起来把牛喂饱，天蒙蒙亮，横的竖的田里，大人们已经一组一组地忙碌了。姐姐们跟在犁子的后面，有人撒肥，有人打坷垃。太阳到树稍了，妈妈挎着竹篮，提着水壶来了。早餐很简单：馒头、鸡蛋蒜泥、面糊儿。

秋收后的庄家地里，有蟋蟀，有蚂蚱，有会叫的大蚰子，还有成嘟噜的马炮儿。蟋蟀和蚂蚱可以烤着吃，马炮儿如果成熟了，也不会苦，吃到嘴里，有着西瓜所没有的香气。如果愿意花点体力的话，还能从田鼠的窝里，挖出好多大豆来。

犁过，耙过，把小麦种子拌上农药种进地里，这一年的田间劳作，就结束了。

农村的冬天显得漫长。在处理完秋粮之后，大人们可以日日高卧了。上学的孩子要起得很早，我每个上学的早上，从厨房里拿上一个凉馒头，边走边啃。从张小楼的西头到朱庄的东头，大概有四五华里，我一边走，一边温习功课，或者反复练习刚跟着收音机学的普通话，啊～啊～啊～啊。全然没有注意到老师就跟在我身后。

过了春节，小麦逐渐进入生长期，田野里大片大片的绿色慢慢浓起来。除了赶在下雨前撒上化肥，农民们依然没有活干，只等着到春夏之交，收麦。

黄鹂鸟按时来到。它的叫声有两种，一种是“斑鸠姑姑”，一种是“地主羔子往哪跑”。黄鹂鸟清脆地叫地主羔子的时候，就可以为收麦做准备了。选一处平地，黄牛拉上石磙，吱吱呀呀，把地压得平整瓷实，这叫做“场”，用作小麦脱粒的场地。

小麦棵拉到场地里，薄摊在场上，还是这黄牛，还是套着石磙，以父亲为圆心，以牛缰绳为半径，一圈圈儿地反复碾压，用以脱粒。父亲看着饱满的麦粒儿脱壳而出，丰 收的喜悦写在脸上，写在哼唱的豫剧声腔里。

扬场的活儿需要等有风的时候。麦子脱粒以后，混杂一些麦子壳儿，要把这些壳儿与麦粒分离，就需要扬场。木锨铲起一锨麦粒儿，切着风线高高抛起，饱实的麦粒儿直线落下，而轻飘的麦壳就被风吹远。干净的麦粒儿收进蛇皮袋子里，这就是农民们这一年里的主要收入了。除去了交公粮，留口粮，父亲盘算着，能有几袋小麦卖了换钱，供我们上学。

张小楼以张姓为主，但我们姓李，是从我爷爷辈上才搬到这个村子。我是爷爷的长子长孙，给我起名叫娃儿。贾平凹也叫平娃，他自己写做平凹。这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名字，在豫东大平原上，叫这名字的比比皆是。从记事儿起，就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事，父亲说，过了十五岁，就把所有的十几亩地，交给我来耕种。日子过得很快，我读书从邻村读到了镇里，读到了县里，又读到了许昌，更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那十几亩地的农事，我从来不曾完整地参与。

春季的小麦，大部分被当作口粮，秋季作物才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大豆，高粱，芝麻，玉米，红薯，棉花，各种各样。收完麦后，这些作物趁着墒情种上，暑假里就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午后的阳光下，禾苗儿在风里和我的笛声里摇曳。

秋作物最苦的活，就是抗旱。用家用压水机，一杆一杆地取地下水，浇在作物旁边，干涸的地表，浇下去的水立即不见了，一整个上午，在烈日下压水，也只能进行丈余。

终于秋收了，玉米被挂在树上，红薯储进窖里，棉花卖进棉厂，再播上小麦，盼着来年风调雨顺，多收上三五斗。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母亲已经故去。我经常梦见她喊我：娃儿——，回家吃饭。贯穿整个村庄。

那时的我，正光屁股在村东的河里嬉戏。

作者:李海彬，生于1973年，1996年许昌师专历史系毕业，现居北京。少小既喜诗文，读史后，觉写文必先学史。现在学习书画，又觉学书画必先学诗文。偶有文成，师友传阅而已。能读书，福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