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庆悟宅主（蓝集明）
民国四川人物史话（一）
刘航琛、刘湘与“刘神仙 ”
民国时期四川的“刘神仙”（刘从云）及其“神兵”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关系，这是一个涉及民国四川军阀史、民间宗教与军事政治的复杂话题。
"刘神仙"真名叫刘从云，又名刘宗培、刘汉群，化名全汉尊、刘钟伯，道号"白鹤"，四川威远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幼入私塾12年。1906年投在威远县刘永宽的"一贯先天大道"（又称"儒教"）名下，当了几年江湖跑滩匠，把占卜、星相、堪舆之类的把戏操得烂熟。江湖"法术"多，人称"刘神仙"。
1911年起他广收门徒，1914年即以高徒身份代师传道。次年刘永宽病死，刘从云当上教主。自称是奉玉皇大帝旨意，代天宣化慈航普度，以挽回"红羊劫难"。10年后"刘神仙"的信徒成千上万，在四川各地设立了108个坛馆供坐镇菩萨。
1923年，刘从云率心腹李彦清、高鹏飞来成都"传道","引渡"了包括时任万国储蓄会总经理郭理钧在内的20多个商界名流。刘湘之妻，十分相信善恶因果之说，迷信"刘神仙"。刘神仙向四川军界发展，先是川军21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团长蒋尚朴入教。刘从云这个江湖术士，以占卜、扶乩等神秘活动闻名，利用民间信仰网络，构建起庞大的社会组织“孔孟道”（一说“一贯道”分支），门徒众多。
刘湘是四川军阀中的核心人物，在1930年代前期逐步统一四川。他重视权术和笼络各方势力，包括民间秘密结社。刘从云的“孔孟道”信众遍布川渝，甚至渗透到川军中下层，是潜在的政治资源。刘湘为巩固权力，需要整合四川各方势力。于是也顶礼入道，拜刘从云为师，将部分军官和士兵发展为道徒，利用宗教纽带强化军队控制。21军各级军官便争当徒子徒孙。
刘从云也借此获得政治庇护和社会影响力。刘从云有次酒后道："从此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刘从云懂些兵法，常以"诸葛神机"自命，曾向刘湘献"安川计划"10条。一次刘湘和杨森联合作战进攻湖北，久无战况消息。刘从云掐指推算道："三天内定有佳音！"果然第三天捷报就飞来。1929年夏，"刘神仙"在刘湘支持下竟然成立道门军队，筹集信徒入道礼金23万银圆，购回德国步枪3000支、手枪200支。刘从云以道徒为基础，组织了一支被称为“神兵”的武装力量，成员多信奉刀枪不入的迷信观念。选青壮年道徒百人于重庆大佛寺集中受训，充当各级指挥官。再选送3000道徒当士兵。刘湘将这部分力量纳入川军系统，组建21军模范师，作为辅助军事力量，号称"神兵"。由"刘神仙"直接指挥。他"以神建军"，川中几乎所有重要军阀都成了他的门徒，并由他分别赐以道号法名。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神仙又为刘湘制定《平定中原作战方略》，把早存逐鹿中原野心的刘湘逗得心痒痒的，如听孔明的《隆中对》。1931年，刘湘的"神兵"扩大到13900人。
在193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如“二刘之战”中对刘文辉）中，刘湘一度依赖刘从云的占卜决策，甚至让“神兵”参与作战，但实际战绩不佳。
合作高峰时，刘从云被刘湘奉为“军师”，参与军事策划。但“神兵”在实战中表现荒诞（如1932年对刘文辉的战争），引起川军内部务实派军官的不满。
1932年，川军29军（军长田颂尧）、28军（军长邓锡侯）、21军（军长刘湘）在潼川结盟，共同对付24军（军长刘文辉）。
刘神仙对众军事将领说："我已算定冬至之前，24军必败！""刘神仙"以"前敌总指挥"头衔率"神兵"攻入成都，果然将刘文辉24军击败，得到刘湘25000块银圆的奖赏，在成都三槐树街购置了大公馆。
1934年四川各地方军阀组织"六路会剿"共同对付红军，刘从云当了"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年秋天，刘湘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刘从云在会上恭恭敬敬地对神坛三跪九叩，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品笔的一端，在沙盘上晃动不停。刘从云长声悠悠道："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
刘从云驻节南充发号施令，出兵时不但要占卜吉时良辰，还要掐指，定方向。
一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照其指定的方向前进，面临大山断岩，急电请示。刘神仙回电潘师长："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潘师长气得答道："是不是还要我军临岩舍命？"刘从云夜夜焚香，祈求诸神保佑，此次"神军"一败涂地。川军各部为洗刷自己，破口大骂"刘神仙"装神弄鬼贻误战机，纷纷致电要刘从云"自裁以谢川人"!
1935年后，随着国民政府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刘湘需要整肃军队形象，加之“神兵”迷信色彩引发批评，刘湘逐渐疏远刘从云，分道扬镳。刘从云影响力衰退，后来离开四川。
刘湘与刘神仙的合作是民国四川军阀时期一段特殊的政治缩影，反映了民国四川社会混沌背景下军事、宗教与权力的交织，本质是军阀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军阀借助民间宗教力量扩张控制，而宗教领袖则通过依附权力提升地位。这种合作虽短暂，却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转型中的混乱与投机色彩。
刘航琛谈刘神仙
刘航琛成长于信奉基督教的家庭，本人是天主教徒，在泸州上过教会学校和新式中学堂，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曾回母校泸县县立中学当过校长。他辅佐刘湘期间与刘神仙打过交道。1962年在台北接受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访谈后出版《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其中有一专章谈“刘神仙”：
二十二年四川统一之后，我入成都，见有"欢迎出民水火的刘高等顾问"之类的标语，可见刘从云影响之大。人们迷信，趋之若鹜，称之为刘神仙。邓锡侯等人亦皆称其为老师，故有人称四川之统一，统一于刘从云。
某日，我见刘甫澄，问其何以迷信刘神仙？刘甫澄称，当其与刘自乾（文辉）于内江作战时，对方有六旅，他自己仅有一旅，众寡悬殊。"然神仙神机妙算，鼓励进兵，终而得胜，不可不信？"
刘甫澄经常以此事语人，以证明其得刘神仙神术之助。实则此不过甫澄之政治运用，自愚愚民而已。当其与刘自乾战于内江之际，田颂尧乘机进攻成都，刘文辉不得不回兵救援，刘甫澄趁机进击，当然得胜。
双方作战于隆永之际，何以能得知田颂尧进攻成都？此盖截得电报机密之故。当年南京方面尝得一徐某，专门收取空中之密电，利用归纳分析方法，久而久之，各种密电均能一一译出。反对中央之机密，尽为南京所得，反对者的失败在所不免。后我在南京邀请徐某入川，为刘甫澄窃取敌人的密码，当田颂尧进攻成都时，刘自乾曾电令其前线军队回兵自救。该电便为徐某截得，转报刘甫澄，因此能以少数兵力乘势追击，大获胜利。刘甫澄不言实情，却以神仙为号召，正是其自欺欺人的妙用。
我与刘神仙曾有两次接触。第一次是夏腾风促成见面。某日我在聚兴诚银行处理公事，夏腾风来见我，问我是否愿意与神仙一谈国际风云（夏腾风为余之学生，原供职杨森部下，杨失败出川，我荐之于刘甫澄，为教导师副官长，后拜在刘神仙门下）。我说："谈话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见面不磕头（按刘航琛先生为天主教徒），且需他出门迎接我；第二，我谈他不谈。接受此二条件则见面。"后夏腾风再来，称一切照办。次日我往晤神仙，刘氏果然如约出迎。惜正在谈话时，室外窥探者甚多，只好将未完之话改期再谈。
有一次，蓝世钲宴客两桌，在座者有神仙及我。让坐，我与神仙均居上位。饮酒，平日皆为神仙一杯，众人两杯。我请平等对饮，畅饮二小时而散。后神仙对我称赞备至，要我与之结合，意在拜及其门下，我对传话人说："神仙何不来拜我门下？"
此为我与刘从云仅有的两次关系。所谓神仙者，不过如此而已，刘甫澄后日竟迷信其人，以至于失败。万源一败之后，刘氏再度接我回川相助，我与他谈神仙问题，刘仍无认错之意。
我因神仙之故，曾一度离开四川，在沪与吴鼎昌合办企业。当我离成都时，曾请运现款百万去上海（当时汇兑，重庆交一千四百元，上海收一千元），已由刘甫澄手令照办。及我抵重庆，刘甫澄失言，电税捐局不许运出。其受神仙之左右无疑。然此种损失非我个人者，刘氏之实业此后渐呈不景气，亦与此有关。
此后我经常在上海南京办理证券、棉纱事业，刘甫澄予我总参议之名，我亦乐得在京沪多有时间处理自己的私务。
回川以后，毛泽东"窜走"陕北，杨永泰（畅卿）为蒋委员长设计铲除刘甫澄及我。于重庆行营设财务处，命我为处长，规定四川税收，省用七千万，国用五千万。我知此财不可理，因荐关吉玉为正我为副，杨永泰之计不售。
杨永泰后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我因道经武昌应约赴宴，席间有陈方、藩伯鹰、罗君强等人，杨问我如何于行营财务处时，不克转移我之财政权力，我说："此无他，我甘居副处长而已！"
杨对我甚重视，我对他有知己之感。二十四年杨在成都行营时，如文电有关于财经者，除四川外，均按日逐封交我拟批。据陈芷町（方）告诉我，杨叫他们即以我所拟呈核，不易一字。故对公而言，不愿我在刘幕中而有上项办法；对私而言，事过境迁之后亦可于茶余酒后谈笑出之。
刘神仙的结局
刘神仙离开四川后到过伪满洲国。1946年冬，"刘神仙"到上海，见到杜月笙。杜为刘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刘神仙便在沪上当起了"相天下士"的高级"跑滩匠"。
1948年4月，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争斗激烈。刘神仙把蒋介石、李宗仁、孙科、胡适等候选人的"八"字详加批注、圈点登于报上。又把富春楼"花国大总统"（选美冠军）的"八字"也登在其中，"花国"和民国并列张贴于街巷，围观者哈哈大笑……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见"刘神仙""涮坛子"搞笑，对党国要人大不敬，十分恼火，便下令封了相馆，将"刘神仙"赶出上海。
这时，蒋家王朝已大厦将倾，刘神仙又去香港一阵，尔后回川。
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被"贬下凡尘"。
1950年，刘从云卖掉成都三槐树街的房屋，改名刘钟伯，辗转迁往外东星桥街、水津街。
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957年2月12日，翻江倒海40多年的"神仙"刘从云，在保外就医中寂然病死。
2025年9月25日于庆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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