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西入中：常智奇批评视野中的现代主义本土化辩证

                                胡湘子

                           

       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中，西方现代主义的引进与消化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题。常智奇先生在中文核心期刊《文艺争鸣》上连续不断发表的关于李耳先生的《应物兄》毕飞宇先生的《推拿》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与东西先生《回响》的长篇评论，在《红色文化研究》发表的关于孙甘露先生的《千里江山图》的长篇评论（这些评论文章每篇都在三万字左右)，正是这一命题的深刻理论回应。他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解剖样本，通过精细翔实的文本分析与方法论反思，提出了“借鉴不是挪移，扬弃不是否弃”的核心观点，为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落地问题提供了极具建设性的批判视野与路径指引。

     常智奇的批评实践首先体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自觉。在分析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时，他并未简单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是敏锐地指出作家在借鉴过程中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他批评刘震云先生虽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与疏离视角，但却未能真正实现与中国经验的血肉融合，导致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不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触及灵魂的同情；而是一种站在屋脊之上，以旁观者、冷嘲热讽的眼光悲怜他们的悲剧人生”。这种批评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后发国家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常见误区——将技术性模仿误认为精神性共鸣，将形式创新等同於文化突破。

    常智奇强调外来文化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的落地再生，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人类走向大同的社会实践。他在分析阐释中反复指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想中需要用“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叙事、中国精神”与西方文化思想的“逻辑函数、科技能点、宗教信仰、哲理图式”融合起来，以“中国化”的独特视角诠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他又结合东西先生的《回响》，对这一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入地阐述。他大量地列举和粘贴了该小说通过理性与情感的对立，灵与肉的撕扯，得与失的熬煎，表现人性的二重性在道德二重性中的艰难选择，将家庭矛盾与国家矛盾，个人选择与民族选择的矛盾结合起来，既反映了现代性困境，又延伸至对国家命运的哲思的。常智奇坦言作品中的这种矛盾的思考是不成熟、不健全、不完善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模糊而混沌，迷茫而失控，悲哀而绝望的。常智奇的分析明确指出要真正达到本土化转型所需的文化自觉——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的异化叙事，而是从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与情感结构出发，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文学资源。

    常智奇选择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为分析对象具有特殊方法论意义。这些作品既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学交融的各种可能性和问题。通过对这些“典型文本”的深度剖析，常智奇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评估现代主义本土化成效的批评坐标系：一方面考察作家对西方技巧的消化能力，另一方面检验作品对中国经验的表达能力。这种双重视角使他的批评避免了简单的文化守成主义或全盘西化倾向，保持了必要的理论张力。

    在《文学精神的理性与非理性》一文中，常智奇通过对《回响》的分析，深化了对现代主义本土化问题的思考。他指出小说通过婚姻危机与刑侦案件的交织叙事，揭示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的客观存在，但是作品强调了“不确定性的主导作用，否弃了人的主体精神在人的生命、生活、生产过程中的确定性、主导性。这种处理是值得商榷的。常智奇借此提出的理性与情感平衡问题，实际上隐喻了中外文化融合的理想状态——既不能“过度依赖理性”而导致审美僵化，也不能“完全放任情感”而陷入叙事失焦。

     常智奇的批评实践最终指向了一个核心命题：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立不在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追随，而在于通过创造性转化形成自己的话语方式。他对刘震云先生的批评和对东西先生的质疑，本质上都是基于这一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现代主义本土化应该是，既能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又能扎根中国经验，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洋为中用，文明互鉴”的创造性融合。

    常智奇的这两篇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的文章虽然对作家的创作作品表现出不满，但这种不满不是从情绪出发，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完整理论视野。他强调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警示简单挪移的风险，倡导辩证扬弃的态度，这些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吸收外来影响同时保持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日益加剧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常智奇的批评提醒我们：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不是对西方模式的追随，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既能与世界对话又能深刻表达中国经验的文学话语。这种批评视野本身，就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