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明先生

文/任齐斌

9月17日的晨光还未挣破夜的余温，枕边的手机却不合时宜地亮着，消息提示音像细碎的石子，一声声敲在未醒的心上。我揉着惺忪的眼划开屏幕，几行字骤然撞进视野——“周明老先生走了”，发信人来自不同城市，却带着同样的沉重。明知先生近年身体多有反复，可当“离世”二字变成真切的事实，还是像被人猝不及防地抽走了力气，那些曾与先生相处的片段，瞬间在脑海里翻涌起来，带着旧时光特有的温度。

我与周明先生的交集，大多藏在故乡周至的夜里。上世纪那些年，他总趁着公务的间隙，从北京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无论是县里的职能部门，还是县作协，都盼着能请他与家乡的文学爱好者们聊聊——毕竟，能当面听一位在首都深耕文坛多年的前辈谈写作、话人生，于我们而言是难得的机缘。先生向来不摆架子，每次都爽快应下。只是他白日里要处理的事务总排得满满当当，座谈便多安排在夜色里，算下来竟有十几次。我至今记得那些夜晚的模样：或许是县文化馆的小会议室，或许是文化局的办公室里，还有旅馆的房间里。先生坐在人群中间，没有长篇大论的宣讲，只是像拉家常般开口，从“如何在生活里寻找写作的素材”，到“文字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话语像秋日里的溪流，清浅却有力量，把文学路上的迷雾轻轻拨开。有一回是深冬，窗外飘着细碎的雪，座谈会散时已过凌晨一点，寒气冻得人发僵，我们几个家在乡下的，在县城凑合一晚。那晚躺在小旅馆的床上，耳边总回响着先生说的“文学不是孤芳自赏，要贴着土地、贴着人心”，真正的师长，从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引，而是像这样，用温和的话语，把光悄悄送进你心里。

2008年暑假，我因事要去北京，临行前受熟人之托，要给先生送一份关于赵瞻先生的材料。到北京我提前给先生打了电话，他在那头笑得温和：“那咱们明天在现代文学馆见，我正好在那边有事儿。”可我对北京的路况一无所知，从旅馆出来七绕八拐，终于摸到现代文学馆的大门时，墙上的时钟已指向上午11点。收发室的师傅见我气喘吁吁，笑着递过一杯水：“你是找周老师吧？他等了你快一个小时，人民大会堂那边有个重要会议，催得紧，刚走没多久。” 我坐在收发室的长椅上等着，心里满是愧疚——倒是给先生添了麻烦。在不到半小时的工夫，快递员、邮政人员接连上门，手里捧着四封信件、三本书籍。师傅一边登记一边叹：“周老师啊，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周下来，全国各地寄来的书得有十几本，信件更是上百封，还有人找他写序、求题字，他每次都应，一周要寄出二十多份。你说他都这年纪了，哪来的精力？”我听着师傅的话，指尖摩挲着手里的材料袋，忽然想起先生在故乡座谈时的模样：无论提问的人是谁，无论问题多细碎，他都耐心倾听，认真作答。原来这份温和与尽责，从来不是一时的敷衍，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本想道歉，他却先开了口，语气里没有半分责备，反倒细细问我“有没有找着地方”，还一步步告诉我去人民大会堂的路线，让我过去碰面。等我按着他说的路线赶到时，却被告知他刚随参会的人去了餐厅。我忙在电话里说“您先忙，材料已经放在现代文学馆的收发室了”，他却让我随他去吃饭，在那头反复“抱歉”说得恳切，让我这个晚辈反倒手足无措——明明是我失约，受歉意的人却成了他。

半年后，先生再次回到周至，刚落地就联系了张长怀主任，说要一起去赵瞻先生的墓地看看。先生站在墓碑前，仔细听着张主任介绍情况，时而点头，时而俯身查看墓碑上的文字，神情庄重得像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使命。后来中国散文学会成立，先生又主动记起我们这些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特意推荐我们成为第一批会员。他从不说自己做了什么，可每一件事，都像一缕春风，悄悄为我们的文学之路铺了砖、垫了土。

2020年10月31日，先生又回了家乡。县作协早早就盼着他来，提议办个小型座谈会，他一口答应：“我也想和家乡的文友们聊聊，看看大家最近写了什么。”上午我陪着先生去了县图书馆的资料室，那里有几架他先前捐赠的图书。先生走在书架间，脚步放得很轻，指尖轻轻拂过书脊上的字，像是在与老友打招呼。他拿起一本翻了翻，笑着说：“能给家乡留些书，让孩子们多看看，就值了。”那笑容里没有丝毫炫耀，只有对故乡的拳拳之心。

下午的县作协座谈会设在王卫星先生家的三楼上，四十多位文友围坐在一起，茶几上摆着热茶和水果，像一家人聚会般热闹。会前，先生铺开宣纸，研好墨，为在场的文友们题写书法。“文以载道”“笔耕不辍”“守正创新”，每一个字都写得遒劲有力，却又带着几分温和。有人请他题赠名字，他也一一应允，还笑着问“这个字这么写，你看行不行”。座谈时更是没有拘束，有人读自己的新作，有人谈写作的困惑，先生都认真听着，偶尔插话点评，没有半句空话，全是实实在在的建议。散会时，大家提议合影，先生便笑着配合每个人的镜头，后站在人群中间，快门按下的瞬间，他眼角的皱纹里满是暖意。

2022年8月8日，已是八旬高龄的先生回陕西开会，这成了他最后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即便身体已不如从前，他还是特意让工作人员联系我们，说想和县作协主席团的成员见一面。我和军强编写《周至史话》时，先生此前已在北京为这本书题了“讲好周至故事 传承历史文化”十二个字——他听说我们要写家乡的历史，特意抽出时间琢磨题字内容，还在电话里说“要把周至的好故事传下去”。书籍发行后，我们一直忙着琐事，没来得及给先生寄去样书。那天见面时，我特意带了一本，双手递到他手里。先生接过书，抬头看向我，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任齐斌，对吧？”我愣在了原地，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从2008年北京那次失约，到2022年，二十四年过去，我不过是他众多晚辈中的一个，可他竟还记得我的名字，还记得那些细碎的过往。因为要赶下午的飞机，我们相处的时间不过一个多小时。可先生没聊半句家常，话题全围绕着周至文学的发展：“现在年轻人写东西有灵气，但要多扎根家乡，写身边的人和事，这样的文字才有根”“作协要多组织活动，给年轻人提供机会，别让好苗子埋没了”“周至有这么多历史故事、民俗文化，都是写作的富矿，要好好挖”。他说这些话时，眼神格外明亮。那些叮嘱，我至今记在本子上，每次翻起，都像又听见了先生的声音。

后来就常听说先生的身体不太好，我们这些家乡的文友，总在心里盼着：等天气暖和了，先生能再回周至看看；等新书出版了，能再请先生指点指点；等下次座谈了，还能再听先生聊聊文学、聊聊人生。可这份期盼，终究没能等到圆满的结局。9月16日那晚，先生走了，带着对故乡的牵挂，带着对文学的热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先生虽然走了，可他留下的，不只是几架书、几幅字，更是一颗对故乡的赤子之心，一种对文学的坚守之力，一束照亮我们前行之路的光。

任齐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周至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