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母亲的“矫情”

       文/张旭

      初秋时节，弟弟来电话说母亲想我了，我即刻启程赶回故乡。 

     故乡的秋总是来得早，檐角的丝瓜藤还未褪尽最后一抹绿，风里就裹着些微的凉。当我提着行李箱跨进老屋时，躺在床上的老母亲听见动静，她猛地抬头，眼睛里瞬间亮起光，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连忙上前扶住她，当指尖触到她胳膊上松弛的皮肤时，才惊觉从前那个能把我架在肩头奔跑的人，如今连坐起都要倚着我的帮助。

      “孩回来啦？”她的声音带着点颤，双手在我手背上反复摩挲，像是要确认这不是梦。我笑着点头，帮母亲把被子掖了掖，她却忽然叹了口气：“要是搁去年，我还能在菜园里摘豆角呢。”这话里藏着她的不服老。

       我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过，母亲年轻时是全乡出了名的要强人，梳着利落的齐耳短发，蓝布衫扎在黑布裤腰里，扛着锄头在田埂上走，背影挺得比地里的玉米秆还直。她评上劳动模范，去县里开表彰大会，回来时捧着个红绸裹着的奖状，嘴角压着笑，时常跟乡亲们说“不过是多干了点活”。

      我至今记得她站在麦场高台上发言的模样，声音清亮，连风都好像在听她说话。那时候的母亲，家里家外的活儿一肩挑，白天在地里忙活一天，晚上还能就着煤油灯缝补衣裳，从不会说一句“累”，更不会麻烦旁人。

       可岁月偏是不饶人。腰椎间盘突出缠上了她，腿疼得厉害，走两步就要扶着墙歇一歇。她总说“我还能行”。有次趁家人不注意，偷偷想去厨房刷刷锅碗，结果刚挪到门口就踉跄了一下，从那以后，便寸步离不开弟弟的辛苦照顾。

        在家这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我渐渐摸清了母亲的“小矫情”——那些她明明能自己做的小事，偏要等着我来。

      清晨天刚亮，听见屋内传来轻轻的响动，见母亲正坐在床边，手伸向床头柜上的水杯，看我醒来，立刻缩回手露出委屈的神情：“孩，帮我把水杯递过来，手麻得很，抬不起来。”我走过去故意逗她：“妈，您这手刚才还能摸到水杯，怎么一要喝水就麻了？”她却别过脸，慢悠悠理了理衣襟，声音轻得像片羽毛：“老了嘛，身子不由人。”我忍着笑把水杯递到她手里，看着她小口小口地喝，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银白的头发上，竟有种说不出的柔软。

      吃饭时，母亲的“矫情”更甚。我把鱼刺挑得干干净净的鱼肉夹到她碗里，她自己夹一块嚼了两下就停下筷子，举着筷子看着我：“帮我再挑挑刺，眼神不中用了，怕卡着。”我接过她的碗，再仔细挑着看是否还有鱼刺。

       不由得想起我小时候，母亲总是把最嫩的鱼肉剥出来给我，自己嚼着带刺的鱼皮，眼神亮得很。“您年轻时给我挑鱼刺，连最小的细刺都能找着，现在怎么就不行了？”我故意问。她放下筷子，手指轻轻敲着碗沿：“那时候年轻啊，现在老了，眼睛花了。”可我分明看见，昨天她看手机上的日历还能准确地读出“七月十九”的日期，眼神清明得很。因为她在惦记着阴历八月十九是我的生日。 

      最让我心软的，是晚上睡前。我帮她铺好床铺，她却忽然拉住我的手：“再陪我坐会儿吧，这被子沉，我怕睡觉时拉不开。”我在床边坐下，她声音轻轻的：“你小时候总爱黏着我，睡觉要我拍着才能睡，现在倒好，换成我黏着你了。”我心里一酸，伸手帮她掖好被角，指尖触到她腿上突出的骨节，想起她从前在田里劳作的模样，眼泪差点掉下来。她好像察觉到了，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哭啥呀，妈这不是挺好的嘛，有你陪着，比啥都强。”

      有天下午，阳光正好，我帮母亲洗脚揉腿，她忽然说：“其实水杯我能拿，鱼刺我也能挑，被子我也能掖好。”我停下动作，看着母亲。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就是想叫叫你，听听你的声音，看着你在身边。你在外头忙了几十年，我总怕你忘了回家的路。”我的鼻子瞬间就酸了，原来母亲的“矫情”，从来都不是真的软弱，而是老了以后的小小心思——她怕我走，怕没人再像这样陪着她，怕自己再也帮不上子女的忙，只能借着这些小事，证明自己还被需要，证明她还是那个能让我依靠的母亲。

       那天晚上，我躺在母亲身边另一张床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忽然觉得很幸福。从前那个飒爽的劳动模范，终究还是败给了岁月，可她却用另一种方式，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或许，人老了，就会变得像孩子一样，需要陪伴，需要牵挂，需要用“矫情”来留住身边的人。 

      如今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陪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听她讲从前的故事，帮她递水杯、擦洗身子、掖被角。我知道，这些看似麻烦的“矫情”里，藏着的是母亲这辈子没说出口的爱与牵挂。而我能做的，就是陪着她，顺着她，让她在有生的岁月里，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因为我知道，母亲的“矫情”，是时光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作者简介：旭日东升（张旭），河南省鹤壁市工商局退休干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鹤壁市国学研究会专家，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喜欢写古体诗词和现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