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母性格对贾府生态的双重塑造

贾母作为《红楼梦》中贾府的核心人物，其性格兼具慈爱宽厚与威严果决的双重性，既蕴含对传统伦理的坚守，又暗含对人性欲望的包容。这种复杂的性格特质通过日常互动、仪式参与和危机处理等方式，深刻塑造了贾府“礼乐交融”的家族氛围，并构建了以亲情为纽带、以利益为平衡、以矛盾为调适的人物关系网络。贾母的性格并非单一维度，而是慈爱与威严、宽厚与果决的复合体。这种双重性既源于其作为家族长辈的伦理身份，也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相关，成为其影响家族氛围与人物关系的内在基础。

贾母的慈爱首先表现为对晚辈的关怀。她将黛玉接至贾府抚养，称其“与宝玉一般疼爱”，既弥补了黛玉丧母之痛，也通过“木石前盟”的潜在支持，展现了情感上的偏袒；对宝玉的溺爱更达极致，不仅允许其“在内帷厮混”，甚至在贾政笞挞宝玉时以“逼死我”相威胁，迫使贾政下跪认错。这种“护短”行为虽违背“严父慈母”的传统规范，却凸显了贾母作为祖母的人性温度，她将晚辈视为独立个体，而非伦理符号，其慈爱因此具有超越制度的精神力量。

贾母的宽厚还体现在对下人的包容。她称鸳鸯“比我的亲孙女还强”，拒绝贾赦纳其为妾的要求时，既批评贾赦“荒唐”，又安抚邢夫人“我知你孝顺”；对刘姥姥的“打秋风”行为，她以“老亲家”相称，设宴款待并赠予银两，将施舍转化为平等的情感交流。这种宽厚并非软弱，而是贾母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她深知贾府的繁荣依赖下人的忠诚，因此通过情感投资构建稳定的权力基础。

贾母的慈爱背后，是对家族伦理的严格坚守。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时，她作为“领祭人”站在祠堂中央，贾敬、贾赦等晚辈分列两侧，这一仪式性场景直观呈现了宗法制度对“长辈”权力的制度性赋予。贾母的威严更体现在对越轨行为的惩罚上：当贾琏偷娶尤二姐时，她虽未直接干预，但通过支持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间接维护了婚姻制度的严肃性；当抄检大观园事件暴露家族矛盾时，她以“我知道咱们家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的总结，既批评了下人的势利，也警示晚辈遵守伦理规范。

贾母的果决性格在危机处理中尤为突出。第七十五回贾府“剩饭”事件中，她以“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化解尴尬，既承认了经济困境，又避免了晚辈的难堪；第七十六回中秋夜宴上，她带领众人“击鼓传花”讲笑话，用欢乐氛围冲淡家族衰败的阴霾。这种“举重若轻”的处事方式，使贾母成为贾府在困境中的“精神支柱”。贾母的性格特质通过日常互动、仪式参与和危机干预，构建了贾府“礼乐交融”的家族氛围，既严格遵循宗法伦理，又充满人性温情；既维持表面繁荣，又暗含衰败危机。

贾母的日常活动既是家族仪式，也是情感交流的场合。她规定“每日两餐，必齐集”，通过共同用餐强化家族凝聚力；听戏时，她既点“热闹戏文”满足大众趣味，又选《寻梦》《琴挑》等雅致曲目彰显文化品味；赏月时，她要求“须得月明如水，大家围坐”，将自然美景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媒介。这些活动既遵循“长幼有序”的礼仪规范，又通过贾母的幽默言谈消解了等级森严的压抑感，形成了“礼中有乐，乐中含礼”的独特氛围。

贾母是贾府重大仪式的核心参与者。从元宵夜宴到中秋赏月，从生日庆典到祭祀宗祠，她的存在使仪式具有合法性。第五十三回祭宗祠时，她“戴着八宝风冠，穿着青缎绣蟒袍”，带领晚辈行三跪九叩大礼，这一场景通过服饰、动作和空间的精心设计，将贾母塑造为家族伦理的象征性代表。而她在仪式中的微小举动又融入了亲情关怀，使伦理规范与人性温暖得以共存。

贾府衰败的迹象在小说中逐渐显现，而贾母凭借性格中的果决与幽默，成为应对危机的“定海神针”。当贾赦强索鸳鸯时，她以“我有了老头子，还要鸳鸯做什么”的俏皮话化解紧张气氛，同时明确拒绝贾赦的要求，维护了自身权威；当抄检大观园引发家族恐慌时，她以“我知道咱们家的事”的总结稳定人心，并通过“各房自查”的方式将矛盾控制在最小范围。这种“软硬兼施”的危机处理方式，使贾府在衰败期仍能维持表面和谐，贾母的性格因此成为家族稳定的精神保障。

贾母的性格特质深刻影响了贾府人物关系的运作模式。她以亲情为纽带凝聚核心成员，以利益为杠杆平衡派系矛盾，以矛盾为契机调整权力结构，构建了一个动态平衡的人际网络。

贾母对宝玉、黛玉、探春等核心成员的偏爱，强化了家族内部的情感联系。她称黛玉“心肝儿肉”，允许其与宝玉同住碧纱橱；称探春“我的孙女儿里头最疼的”，支持其代理王熙凤管理大观园。这种偏爱虽引发其他成员的不满，却通过情感投资构建了以贾母为中心的“亲情联盟”，宝玉、黛玉、探春等核心成员在情感上依赖贾母，在行动上支持其决策，形成了家族稳定的基石。

贾府内部存在嫡庶之争、妻妾之争、婆媳之争等多重矛盾。贾母通过“平衡术”化解这些矛盾，维护家族稳定。例如，她既支持王熙凤管理家务，又提拔李纨、探春协助；既允许贾赦袭爵，又让贾政住进荣国府正房。这种“不偏不倚”的姿态使贾母成为各方利益的调解者，其权威因此得到广泛认可。

贾母善于利用矛盾调整家族权力结构。当王熙凤因小产无法管理家务时，她任命李纨、探春、宝钗组成“临时管委会”，既缓解了王熙凤的压力，又为探春提供了展示才能的机会；当贾赦强索鸳鸯引发家族危机时，她借机削弱贾赦的势力，同时将鸳鸯留在身边，巩固了自身对贾母院的直接控制。这种“以矛盾为契机”的权力调整策略，使贾母始终掌握家族事务的实际决策权。

尽管贾母的性格在小说前八十回中有效维持了家族氛围与人物关系的稳定，但其影响在贾府衰败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源于封建伦理的内在矛盾，也与家族衰败的外在压力相关。

贾母的权威依赖晚辈对伦理规范的服从，但晚辈的个体欲望逐渐冲击这一伦理基础。例如，第五十七回紫鹃试探宝玉时，宝玉“痴病”发作，贾母虽痛心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矛盾。这一情节暗示，当亲情与制度冲突时，贾母的性格特质将削弱其权威的合法性。

贾府衰败导致内部矛盾激化，贾母的“平衡术”逐渐失效。例如，第七十一回邢夫人借“绣春囊事件”发难王熙凤，贾母虽试图调解，却因贾府经济困窘无法彻底解决问题。这一情节表明，当家族资源无法满足各方利益时，贾母的性格特质将因缺乏物质支撑而削弱其影响力。

贾母的性格本质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而贾府的衰败与封建社会的整体危机密切相关。小说后四十回中，贾母在“抄家”事件后“散余资”，最终“寿终正寝”，这一结局象征着封建家族权威在时代变革中的必然消亡。贾母的悲剧命运，实则是封建制度系统性崩溃的缩影。

贾母的性格是《红楼梦》中极具张力的艺术形象——她的慈爱宽厚与威严果决、人性温暖与伦理坚守、情感投资与利益平衡，共同构成了封建家族“精神图腾”的复杂面相。通过塑造“礼乐交融”的家族氛围与动态平衡的人物关系，贾母的性格特质不仅成为贾府繁荣期的稳定器，更在衰败期暴露出封建伦理的内在矛盾与制度局限。这一形象对理解传统家族文化中人性、伦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启示：真正的家族权威，既需伦理制度的支撑，更需人性温度的浸润；而其衰败，则往往是制度僵化与人性异化的共同结果。

（选自史传统书稿：《红楼梦》细读——100个话题深度解读。本书稿寻找合作出版商）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