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隍神的人格化

城隍信仰，其源头可追溯至周代对城墙与护城河的祭祀，这一祭祀对象便是《礼记》中“天子八蜡”里的水墉神。《礼记·郊特牲第十一》记载：“天子大腊八，伊蓍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那么，“大蜡八”具体所指为何？郑玄注解称：“所祭有八神也。”许慎在《说文》中亦提到：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

其指的是农夫在年终时所要祭祀的八种神灵，它们分别为：司蔷、百种、农神、邮表、禽兽、土方、水墉、昆虫。其中，水墉指代的是农田里的沟渠，位列第七，即水渠神。后来，随着古代城市规模逐渐扩大，需要修筑城墙并挖掘用于护城的城塹壕沟。无水的城塹称作“隍”，有水的城塹则称作“池” 。

城隍”的表述最早可追溯至《易经》泰卦的六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其含义为，城墙崩塌，掩埋了城堑壕沟，此时不宜兴兵作战。需即刻向邑官报告，着手修筑城池，切不可吝惜钱财。 而“城隍”这一词汇，首次明确出现于班固所著的《两都赋序》之中：“京师修宫室，浚城隍。”

在民众的原始崇拜观念里，认为但凡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皆存在着神灵，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这其中也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

据《五礼统考》记载：“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城池在抵御敌人侵犯以及防范猛兽袭击，保障一城百姓安危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于是，原本位列第七的水墉神(沟渠神)，便被破格提升为“城隍神”，摇身一变成为主宰一方的冥界尊神。

“神”，实则是被神化了的“人”。中国神话的起点是人，终点亦是人。中国人始终受着群体中那些最先觉醒、最为勇敢的杰出者的恩泽、庇护、引领与影响。这些人，被民众自发地视为、推崇并尊奉为“领袖”。历经历史的洗礼，长此以往留存下来的，便升华成为“神灵”。

神由人创造，圣者即为神。他们从群众中来，为人民服务，正所谓“惟斯人，吾谁与归！”故而，中国古人从不肯赋予神灵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绝对权威。这种“吝啬”，正是“中国神”与“西方救世主”的本质差异所在。从根本而言，它们分属于不同阶级，各自为所属阶级服务。

城隍神，历经从自然神向人格神的逐步演变。在传统社会里，那些英雄人物凭借非凡事迹，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民众皆期望他们即便身死，其英灵仍能继续庇佑百姓——化作一城之城隍，守护一方平安。汉代的纪信，便是城隍由自然神向人格神转化的杰出代表，堪称城隍神人格化的典范。

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纪信，乃汉朝安汉县人士，为最早追随刘邦起事的大将之一，亦是西汉开国将领。他英勇善战，且对刘邦忠心耿耿，故而深得刘邦信任。纪信还有一显著特点，其身形与容貌皆与刘邦极为相似。在危急时刻，他甘愿舍身救主。

公元前204年，刘邦率军率先攻入咸阳，秦朝就此覆灭。之后，刘邦派兵驻守函谷关，意图阻拦项羽入关。不久，项羽兵临函谷关，见刘邦已先其进驻咸阳，顿时怒不可遏，挥军猛攻函谷关。刘邦的将士难以抵挡，只得弃关而逃。刘邦自知无力与项羽抗衡，便主动提出前往鸿门向项羽谢罪。

项羽原本有意放过刘邦，然而其谋士范曾却命武士项庄以舞剑伴酒助兴为由，实则企图趁机诛杀刘邦。这便是著名的“鸿门宴”，衍生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相传，楚汉相争之时，刘邦被项羽围困于荥阳。彼时城内物资匮乏，粮草殆尽，城破在即。

在此危急关头，纪信献上诈降之计。于是，汉将纪信身着刘邦服饰，乘坐龙辇假扮汉王，从东门出城向项羽投降。而真正的刘邦则乔装成普通百姓，趁机从西门溜出，成功突出重围。

项羽旋即察觉自己上当受骗，顿时恼羞成怒，下令将纪信捆绑于大树之上，施以火刑，致使纪信命丧火海。纪信以生命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何为忠诚。刘邦夺得天下后，追谥纪信为“忠勇公”，还特意从阆中划出纪信的家乡单独设县，赐名“安汉”(即如今南充市的西充县)，寓意“安定大汉”，以此彰显纪信的卓著功劳。

紧接着，刘邦又封纪信为十三省都城隍，于长安的王曲修建庙宇、设立祠堂，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祭祀仪式，此后逐渐演变成庙会。这一传统距今已有两千余年，比三国东吴芜湖城隍庙的城隍爷周瑜公瑾，还要早四百年。

这座由皇帝敕立的祠庙，位于如今河南省焦作市墙南村。“华夏国保，山阳故城，汉阙墙南，城隍古庙”，此庙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城隍庙，供奉着首位皇封城隍神——纪信。

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城隍信仰活动日益活跃，民间祭祀持续呈现兴盛之态，已然形成蔚然成风之势。在此期间，地方官府会在每年固定时期，或是当地方遭遇旱涝等天灾之际，代表一方百姓举行祭祀城隍的仪式。

城隍神在大唐时期逐渐兴盛。唐初，李家王朝为扩大本族影响力，巩固家天下的统治地位，皇室展开寻根追祖之举，尊崇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为李姓始祖，并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后世称其为“太上老君”。“门看门、户看户，社员看的是队干部”，大唐李家这种“家天下”的做法，极大地启发了众人，促使人们将对自然界的崇拜大胆拟人化，比如五岳的山神、水系的河神等。

人们将希望寄予神话，更是对前贤达人予以神化。比如，三国名将关羽被尊奉为 “武圣”，蜀国军师诸葛亮被推崇至 “神算” 的高度。而城隍神的变化尤为显著，可谓今非昔比。

从最初的纸质牌位，摇身一变成为粉塑金身；从居无定所，到入驻 “青石为瓦、实木作柱” 的独立雅致庙堂，且愈发人格化。因需与阳间权力机构相对应，城隍爷一职，也由当地历史上功绩卓著的英雄或名臣担任，他们执掌权柄，受人祭拜。

像绍兴祭拜庞玉，杭州祭拜周新，苏州祭拜战国春申君黄歇，桂林祭拜张少仪，北京祭祀文天祥、杨琡山，泉州祭拜《铡美案》中为护秦香莲母子而自尽的义士韩琦。

到了宋代，统治者发现，将安分守己、恪守孝道的普通百姓，抬举、爵封为人人敬仰的神仙，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的方法极为有效，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统治者与道教联手掀起了“造神运动”。将全国公认的财神赵公明钦定为“人皇”，并宣称其转世为轩辕皇帝；还把尊崇城隍神列入国家级祀典。

规定宋朝各级官员在上任三日内，必须前往当地城隍庙虔诚祭拜，相当于报到并与城隍交好，接受当地城隍爷的暗中监督，这样卸任时便能得到好评并载入档案。

上天和阴司会依据这份档案评语的优劣，对该地施予恩惠或降下惩罚，就像高台教化的《六月雪》所展现的那样。这实际上是借助神明的威慑，来管辖地方官吏。

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对城隍极为推崇。据传，出身平民百姓的明太祖，饱尝民间疾苦。在往昔岁月里，他曾于城隍庙中栖身，而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得以幸免于一场重大劫难。

为酬报那深厚的恩情，在洪武元年(1368 年)，朝廷颁布圣旨：“大封天下城隍，昭辞臣为文通行。”随即，对天下城隍展开大规模的封赐之举，同时诏令辞臣精心撰写文书，使其能够在各处顺利通行。

将城隍庙里的城隍爷敕封为城隍神，使其成为冥界的地方长官，庇佑地方百姓。大规模地分封城隍神的爵位，共分为王、公、侯、伯四级：于开封、临濠、束河、平滁四座城市的城隍爷，被封为“王”级的“都城隍”，主司大城市的安宁，其位阶为正一品王爵，与人间的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以及左、右丞相品级等同；府城级别的城隍被封为监察司氏“威灵公”，位列正二品；州城级别的城隍为监察司氏“灵佑侯”，位列正三品；县城级别的城隍为监察司氏“显佑伯”，位列正四品，与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级别相同。每逢岁时祭祀，分别由国王、府尹、知州、县令主持。

并且颁下旨意，令各地重新修建城隍庙，其规模的高大宽广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一致；同时，还依据级别为城隍配置冕旒与哀服。至此，“城隍”的级别体系正式确立。

正所谓“府有府城隍，县有县城隍”，一时间，城隍庙如繁星般遍布天下，州县之间，处处皆有。而且，城隍庙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祭祀礼仪也严格执行。

此举旨在“鉴察民众之善恶，并予以祸福，使阴阳两界皆不得幸免”。如此一来，城隍爷名正言顺地成为赏善惩恶的关键角色。这种信仰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空前发展，进而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构成部分。

同时，诏令各地城隍庙不得混杂祭祀其他神灵。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诞生于土地庙，故而对土地神及其上司城隍神尊崇备至。

明孝宗年间(1488年-1506年)，莆田抗元英雄陈文龙(1232年-1277年)被封为福州城隍爷；其从叔、同样身为抗元英雄的陈瓒，则被封为兴化府城隍爷。

福建省兴化府城隍庙坐落于城内长寿街，由照墙、外埕、大门、甬道、仪门、中门、正殿、后殿及两厢护厝等构成，占地面积达24亩，规模与兴化府衙、莆田县衙相当，是莆田五大宫庙之一，如今为福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城的城隍庙内，仅供奉着一位城隍爷，此人便是明朝的大清官杨继盛。他一生都在与奸臣阁老严嵩针锋相对。后来，杨继盛被尊奉为北平的城隍神。而上海则享有“一庙三城隍”的独特殊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颇为有趣的是，在不同的特殊时期，每一所城隍庙所祭祀的城隍神明亦有所差异，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颇具“与时俱进”之感。以上海这座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为例，其城隍庙最初供奉的是镇守金山的镇海潮神——西汉名将博陆侯霍光。

霍光身为政治家、西汉权臣，乃是大司马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更是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

他南征北战二十余载，始终马不卸鞍、忠心耿耿，全力辅佐幼主，实现了“昭宣中兴”，深受民众拥戴。随着上海迅速发展为大型码头，海运事故日渐增多，迫切需要一位真神来镇抚海难，于是城内原本供奉博陆侯大将军霍光的金山神祠，便被改建为上海城隍庙，霍光也由此成为上海的首任城隍爷。

明朝初年，上海城隍一职改由上海人秦裕伯担任。秦裕伯乃宋朝龙图阁大学士、诗坛名家秦观(少游)的第八代孙，出身书香世家，且为元代进士。因其品德高尚，常仗义执言，故而深受家乡民众的尊崇。

秦裕伯作为元朝遗老，不愿在明朝为官，以免落得“二臣”之名而坏了清誉。明太祖朱元璋恩威并施，他才勉强出山，却只做事不任职。

有人故意刁难，竟派他前往大西北戍守边疆。秦裕伯以年老多病为由抗旨未去，而后逃隐山林古寺，出家为僧，朱元璋对此耿耿于怀。

洪武六年(1373 年)，秦裕伯羽化后，朱元璋下旨敕封其魂灵回到家乡上海，主理城隍庙事务，并赞悼：“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意即“活着不愿为我效力，死了也得为我守护此地！”此事成为古今笑谈。就这样，大儒秦裕伯成为家乡上海的第二任城隍爷。

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民众自宝山的“陈公祠”，将晚清名臣、江南提督陈化成先生的塑像迎入城隍庙。

陈化成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吴淞口炮台的抗战英烈，面对外敌，他坚守炮台，御敌不屈，最终血洒疆场，其英勇事迹令人敬仰。彼时，日寇侵犯中华大地，英勇的上海人民为鼓舞士气、彰显国威，再次将这位老英雄请进城隍庙。

至此，陈化成将军成为上海市第三任城隍爷，至今仍受众多信众虔诚供奉。如此，上海便形成了“一庙三城隍”的独特景观。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杨小沪，男，洛宁县景阳镇人，1947年生，中教一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