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延安路（下）

——杨第甫奔赴延安的日子

赵志超

兄妹重聚

宝塔山下，杨第甫在延安的招待所住下没几天，门外便传来熟悉的呼喊声。他推开门，只见两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快步走来，正是分别数年的妹妹张正文和弟弟杨迪。

张正文原名杨秋润，1919年生，1938年由杨第甫介绍前往延安，此时已改随母姓，在中央军委二局担任译电员。经过几年的历练，她褪去了往日的青涩，眼神中多了几分坚毅与干练。她身旁的弟弟杨迪，原名杨第申，1924年，比杨第甫小13岁，1938年揣着兄长给的路费来到延安，如今在军委一局任参谋。当年那个瘦小的少年，如今已长高半头，军装袖口虽磨出了毛边，却难掩精神抖擞的模样。

“哥！我们听办事处的同志说你来了，可算等到你了！”张正文拉着杨第甫的手，激动地往窑洞里拽，边走边说，“我们昨天还念叨你呢。”

“哥，”杨迪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递给兄长：“知道你爱吃甜的，秋润姐特意在粥里放了几颗枣。”张正文则从背包里掏出半袋小米，笑着说：“这是我们二局同志省下来的，你刚到，得补一补。”

谈话间，张正文提起自己正在与中央组织部干部邱纯甫谈恋爱。邱纯甫是江苏丹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正直稳重。杨第甫听后十分欣慰，当即写信告知远在重庆的妻子陈素，让她转交给父母。不久后，父母便邮寄来1000元法币，托人带到延安，让张正文置办嫁妆。可当时延安物资匮乏，这笔钱最终被杨第甫、张正文和杨迪三人应急分用，成为兄妹间一段难忘的回忆。

几天后，杨第甫的发妻彭宗蕙（后改名彭辉）也赶来看望。1938年经杨第甫介绍，她怀着身孕随张正文、杨迪姐弟等一同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可孩子出生不久便不幸夭折。后来，她与一位老红军结为夫妻。然而，在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壮烈牺牲。

杨第甫在延安的头两年，陈素尚未到来，彭辉便时常帮他在延河里清洗被褥，两人在烽火中延续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半年后的1942年4月，陈素从重庆辗转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第六部学习。在大生产运动中，她积极参与中央机关纺纱比赛，凭借娴熟的技艺获得优异成绩。杨第甫与陈素在窑洞里搭起一张木板床，床头摆放着一只缺了口的瓷缸——这是他们在长沙地下机关时用过的物件，辗转数千里，始终被精心珍藏。

至此，一家人在延安团聚了，窑洞里充满了兄弟姊妹的笑声。

同年，张正文与邱纯甫结婚。简单的婚礼，设在党校的空地上，没有华丽的装饰，杨第甫用省下的津贴买了一斤红枣，笑着说：“咱家人凑齐了！”杨迪从伙房借来一口铁锅，煮了一锅糖开水，端上杯递给这对新人：“祝你们新婚快乐，甜甜蜜蜜！”张正文穿着新做的蓝布衫，笑着对陈素说：“嫂子，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也给我绣件衣裳。” 

窑洞前，乡音交织，在烽火岁月里，一家人的团聚显得格外珍贵。弟妹们后来均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或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邱纯甫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生委顾问，张正文曾任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经理，杨迪则担任过沈阳军区参谋长，三人分别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1年11月，作者（右）在北京采访邱纯甫、张正文两位革命老人。

党校深造

1940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的尽可能的派送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送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11月3日，杨第甫被分配到中央党校第45班学习。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是我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浓黑粗密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不怒自威，此前还担任过中央保卫局长。中央党校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创建起来的，1942年，毛泽东亲自为改组后的中央高级党校新建大礼堂书写了“实事求是”的石刻横匾。

1941年底，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中央决定由任弼时、陈云、邓发、王稼祥、张闻天组成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同时决定将军政学院合并入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七大代表也编入中央党校，并从中央机关选调一些高级干部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亲自主讲哲学、中国近代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为进一步破除思想上和教学上的教条主义，更加彻底地推进整风运动，1942年2月，中央党校再次改组，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并由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

进行高级党校入学考试时，杨第甫的答卷并不理想。对于党的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未能准确作答，只笼统地写了“服从组织分配，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等内容。交卷后，恰巧碰到邓发，邓发笑着握住他的手问：“考得怎么样？”杨第甫惭愧地说：“考得不好，恐怕考不上。”邓发却紧紧握着他的手，鼓励道：“你不要自谦，一定能考取的。”最终，杨第甫在原党校1100多名学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高级党校录取的50多名学员之一。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整顿“三风”（指反对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报告。杨第甫参加了开学典礼，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那浓重的乡音让他感到十分亲切，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借用鲁迅先生讽刺菩萨的话，改了几个字来讽刺教条主义十条罪状，他说：“教条主义者是一口官腔（一声不响），两目无光，三餐好吃（三餐不食），四肢不动，五心无主，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他讽刺不能坚持真理的人，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他解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有的放矢”，“的”是要解决的问题，“矢”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毛泽东的报告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说理透彻，形象生动，台下的学员们个个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杨第甫感叹地说：“毛主席的这个报告作得好，使我深受教益，是我真正接触毛泽东思想的开始。”

第45班的学员大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回到中央所在地延安，大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在学习讨论中，每个人都敢于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入学不久，班里就形势问题展开讨论，杨第甫与几位同学持少数派观点，争论十分激烈。班上的支部书记将争论情况向校领导作了汇报，校长邓发在全校大会作总结时，对杨第甫等人提出了批评。

散会后，杨第甫鼓起勇气拦住邓发，诚恳地说：“校长，我对你的总结有不同意见，你对我们的批评不符合实际，恳请你挤点时间，听听我们的想法。”邓发起初眉头紧锁，可当他看到杨第甫坚定而期待的目光时，随即眉头一展，笑道：“晚饭后你到我的住处来谈谈。”

当晚，杨第甫邀请同小组的一位同志同往，45班的支部书记也参加了谈话。在听完详细汇报后，邓发当即表态：“杨第甫同志他们对形势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同时，他也语重心长地提醒道：“你们争论得这么激烈，为何不主动向学校领导反映？早反映的话，不仅不会批评你们，还会鼓励你们。今后要吸取这个教训。”杨第甫等人诚恳地接受了邓发的批评和教诲。

中央高级党校开学后不久，成立中共党史研究会，由彭真担任主任，成员共19人，其中包括古大存、郭述申、裴孟飞、聂鸿钧等著名人士，杨第甫也名列其中。他接到通知，参加了成立会，当宣读名单时，“杨国安”这个名字却无人应答。彭真疑惑地询问原因，杨第甫才想起，“杨国安”是他来延安时，南方局为避免特务注意给他改的名字，进入中央党校后，他恢复了原名杨第甫。就这样，在19人名单中，他占了两个名字，经说明情况后，研究会成员方调整为18人。

后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高潮，党史研究会未能开展过多研究活动。但杨第甫并未放松学习，他认真钻研党史文件，还就八七会议的内容给中央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不久，他收到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来信，邀请他谈话。原来毛泽东将他的信批转给陆定一处理，陆定一一方面鼓励他积极思考，另一方面建议他多掌握资料、深入研究，在整风学习中提升对党史的认识。

参加延安整风

1942年深秋，延安的窑洞前飘着细碎的黄土，中央党校第一部第五支部的窑洞里，杨第甫正借着煤油灯的微光，逐字研读桌上的整风文件。他参加的是延安整风第二阶段，这场始于1942年2月、持续20个月的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核心，正以燎原之势席卷陕甘宁边区。

此时的杨第甫，刚从国统区地下工作的紧张氛围中脱身，终于有机会系统学习理论。中宣部开出的22个整风文件，从《整顿党的作风》到《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他都逐篇批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心得。“此前在地下，只知埋头干事，如今才懂‘实事求是’四个字的分量。”他常与学员们坐在延河边的土坡上讨论，脚下是潺潺流水，远处是宝塔山的剪影，争论声与风声交织，却透着难得的踏实。

整风初期，延安的政治空气是宽松的。杨第甫和同志们一边学习，一边投身大生产运动。每人40斤小米的任务压在肩头，可从未种过地的他们，起初播下的种子收获寥寥。后来改种土豆和花生，他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水桶往山坡上跑，延河水溅湿了裤脚，扁担磨红了肩膀，却笑着说：“比起重庆的特务追捕，这点累算什么！”

可这份平静在1943年春季被打破。中央研究院的《轻骑队》墙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副刊，开始刊登批评干部特殊化的文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更是直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现象。杨第甫曾在党校聚餐时与丁玲同桌，这位文坛“女将军”直勾勾的眼神让他印象深刻，“她盯着我看时，仿佛能看穿人心里的想法”。可这些尖锐的批评，却惹恼了不少前线来的老干部，王震曾怒言：“前方流血牺牲，后方怎能吃饱饭骂党！” 

局势急转直下。4月，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过度估计了特务渗入情况，整风陡然转向审干与“抢救失足者”。中央党校随即“关门”，学员被要求“三不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通信。

一次，在中央大礼堂参加康生主持的大会，杨第甫与陈素在人群中正面相逢。四目相对，千言万语堵在喉头，却只能在目光交汇的瞬间，传递彼此的牵挂。几天后，礼堂放映电影，陈素悄悄挤到他身边，塞来一件叠得整齐的衬衣。那件带着体温的衬衣，成了那段压抑日子里，杨第甫心中最暖的光。 

陈素也未能幸免“抢救运动”的冲击。作为1938年后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她被要求反复交代历史，夜晚常独自坐在窑洞的土炕上流泪，却在给杨第甫的纸条上写：“勿念，我信组织，信你。”杨第甫把纸条藏在鞋底，每次受审查时摸一摸，就多了几分坚持下去的勇气。他始终坚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默默把精力投入到理论学习中，等待风波过去。 

这场整风，就像一场淬炼。杨第甫见过康生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动员“反特”，也见过毛泽东提着马灯查看墙报的身影；经历过与妻子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的痛苦，也体会过在困境中坚守信仰的力量。多年后，杨第甫回忆道：“那段日子，才真正懂了什么是‘党的考验’——不仅是枪林弹雨，更是人心的考验。” 

1981年，杨第甫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时，曾写下《水调歌头.延安整风》一词：“世事知多少？头绪万万千。熟读雄文四卷，遇事善钻研。掌握精神实质，不是寻章摘句，实践必须坚。两论多温习，处世有三篇......”他说:“1942年至1943年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批判教条主义，反对生搬硬套俄国革命模式，提倡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这才逐步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认识问题。1945年中共七大成功召开，正式选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主席，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翌年，为深刻领悟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杨第甫带领湖南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干部到延安参观学习。他一边参观延安窑洞和校园，一边重温毛泽东当年的教导。他还记得当年离开延安去东北时中央领导人作动员报告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你们出去工作，要牢记党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朱德总司令说：“你们到延安取得了整风、生产两部真经。”故地重游，杨第甫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一阕《贺新郎.重到延安》：

圣地思当日。学经纶，飞骑塞外，请缨驱敌。四载延安经取得，捧檄东行讨逆。那顾得关山翻陟。书剑风尘南北战，始赢来赤县鲜红色。旧中国，易新帜。

延河西岸寻踪迹。卅余年，山川似旧，市容非昔。窑洞翻修成大厦，回首校园难识。只听到书声不息。宝塔清凉思今古，喜精神物质新建设。家国富，众心一。

挺进东北

1945年8月的延安，《解放日报》的号外贴满了城墙。“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杨第甫和同志们举着火把涌上街头，卖红枣的小贩把货物往空中一撒，高喊“大喜啊！不要钱啦！”火把的光映红了宝塔山，欢呼声震彻山谷，抗战胜利的喜悦，让每个人都红了眼眶。 

可喜悦很快被紧张取代。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指出“内战危险严重”，国共双方的目光同时锁定东北。9月，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2万干部、10万大军分批向东北挺进。杨第甫和陈素接到通知时，延安已飘起初冬的雪花，他找到弟弟杨迪和妹妹张正文，在窑洞前拍下一张合影——杨迪穿着军装，胸前别着钢笔；张正文挽着丈夫邱纯甫的胳膊，笑容腼腆。“这张照片寄回家，让爹娘知道我们都好。”杨第甫摩挲着照片，想起远在湘潭的父母，眼眶微微发热。

11月5日，杨第甫与陈素被分配去东北解放区工作，编入黄火青率领的干部第三大队。毛泽东向大家作动员报告，说：“你们这次出去，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员，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提醒大家：“你们虽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但新解放区和敌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不了解你们。刚开始接触，你们便要派饭、派差，增加他们的负担等，他们可能会有想法。因此，你们工作困难很多，要作好克服无名困难的思想准备，绝不能以‘救星’自居，否则就会摔大跟斗。”毛泽东的讲话语重心长，犹如醍醐灌顶，指明了学员们前进的方向。

11月5日，杨第甫、陈素夫妇、张正文夫妇一同踏上征程。六七百人的队伍，牵着毛驴、扛着武器，浩浩荡荡出了延安城。组织上分给杨第甫一头毛驴，他让陈素骑着，自己背着行李跟在旁边。

车过延河时，杨第甫摸出怀里的小本子——那本描着腊梅的本子，边角已经磨圆了。里面夹着陈素绣的腊梅布片，夹着张正文给的枣核，还夹着彭宗蕙那张照片。风从车缝里钻进来，吹得纸页沙沙响，他望着车窗外渐浙退去的宝塔山，想起了1938年1月离开三原返回湖南的情景，但此时的心境完全不同，因为曙光在前，他内心充满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杨第甫书法：“江山如此多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胜利重游此。”回首望不见宝塔山时，他在心里默念，脚步却愈发坚定。

队伍顶着寒风，沿长城脚下前行。杨第甫第一次见到长城，砖石斑驳，在夕阳下像一条巨龙蜿蜒。他触景生情，写下《过得胜口》：“长风万里送征人，今日书生出塞行。”过黄河时，渡船在浪里颠簸，他扶着陈素的手，想起1938年送妹妹去延安时的场景，“那时是离别，如今是奔赴战场，不一样的心情，却是一样的信念。”。

途经山西兴县休整时，杨第甫意外接到任务——帮当地起草农会章程。他熬夜伏案，把延安整风学到的“群众路线”融入文字，章程里“耕者有其田”的条款，让老乡们围着他拍手叫好。“原来理论不是纸上谈兵，到了基层才知怎么用。”他感慨道。 

12月底，队伍抵达张家口。这座刚从日寇手中夺回的城市，成了意外的“中转站”——晋察冀中央局见干部们来得多，当即挽留分配工作。杨第甫被派到平绥铁路，任总工会组织部长，起草工会章程、筹备工人代表会，一干就是四个多月。深夜的铁路办事处，他对着油灯修改章程，钢笔没水了，就用毛笔蘸着墨写，窗外的火车汽笛声，成了最特别的伴奏。 

1946年5月，一封来自北平军调处的信，打破了平静。信是弟弟杨迪写的，他此时已是叶剑英的机要参谋，借着军调部的名义，转来了父亲的家书。可信中的内容却让杨第甫瞬间崩溃——母亲已于上年病故，而他们兄妹竟一无所知。“娘走的时候，肯定还在盼着我们回家……”他攥着信纸，泪水浸湿了字迹，几天几夜说不出话来，沙哑的嗓音里满是愧疚。 

不久，中央来电：“去东北的干部一个不留！”杨第甫立即组织150人队伍出发。可张正文因即将分娩，只能与邱纯甫分离，丈夫先行赴东北任陈云秘书。离别时，张正文拉着杨第甫的手哭道：“哥，你们一定要保重，等我生完孩子就去找你们！”杨第甫强忍泪水，塞给她几块银元：“照顾好自己，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家人再团聚。” 

队伍辗转抵达热河围场（今属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时，东北形势吃紧，他们只能在草原上等待。后来借到三辆汽车，日夜兼程穿过沙漠，抵达吉林白城子。再到齐齐哈尔，北满分局书记李富春想留下他们，可队员们坚持要去东北局。杨第甫作为代表，在哈尔滨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林彪当时沉默寡言，看完信后只对高岗说：“叫他们都来。”

 站在哈尔滨的街头，杨第甫望着漫天飞雪，想起毛泽东出发前的话：“这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从延安的黄土坡到东北的白山黑水，他和陈素一路走来，鞋子磨破了几双，却在战火的洗礼中愈发坚定。“革命的路还长，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信仰不变，就没有走不完的路。”他握紧陈素的手，目光望向远方，那里，新的斗争正等待着他们。

1946年9月，到达吉林后，杨第甫担任了安图县县长，陈素在安图县筹备建政。两人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握手，手套上的冰碴子硌得手心疼，却笑得停不下来。杨第甫曾写下《安图县》一诗，记录了当年在安图的作为，也抒发了当时的心情：

扬鞭策马抵安图，庞统才非百里侯。

八载挥戈驱日寇，十年磨剑斗洋奴。

平分土地苏民困，清算奸顽复国仇。

欲请长缨系南越，养兵先计稻梁谋。

1947年10月，杨第甫调任敦化县县长。他和陈素带着群众清剿残匪、分田地时，总想起在延安学的“群众路线”，常说：“咱是从湖南来的，但根要扎在东北的黑土地上。”

接管湘潭

1949年5月，杨第甫参加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组建湘潭县委，担任副书记、县长（后任县委书记），并于8月抵达湘潭。在过湘江的木船中，杨第甫踌躇满志，扣舷而歌：“我因肠热，踏遍关山月。心逐波涛天地阔，点点乡情连缀。凭栏满目凄凉，涛声如诉衷肠，笑问迎来父老，神州正换新妆。”

8月13 日，宣布成立中共湘潭县委员会，刘旭任县委书记，杨第甫任副书记，徐多礼、毛华初、谢黎(女)、马壮昆任县委委员。接着,县人民政府成立，杨第甫走马上任第一任县长，成了真正的“父母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传来，杨第甫欣然赋诗一首：

辽沈全歼喜讯来，中原父老笑开颜。

年初底掌收河溯，岁尾长驱克两淮。

四月渡江犁敌穴，中秋出塞捷书回。

河山从此还原主，组织人民自剪裁。

这时，杨第甫与毛泽东有了间接交集。土改时，画家齐白石因多减租退押写信给毛泽东，希望酌情处理，毛泽东批示后，任务落到杨第甫的头上。他带着人去齐白石老家查访，最终虽未改变其家庭成分，但对押金等问题做了照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齐白石特意画了一幅《荷花图》相赠，并题上“第甫乡先生雅正”等字。杨第甫为此还写了一首诗《齐白石赠画》：“艺术大师参造化，格物传神写新画。纸上鱼虾可作羹，笔底鸡虫能打架。”

1950年修建潭韶山公路时，杨第甫向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汇报经费来源——“卖余粮攒的”，恰合了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最终将公路修到了韶山冲。

生命的余响

新中国成立后，杨第甫历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统战部部长等职。1954年因所谓“反地方主义”被错误批判，调任工业厅副厅长时，他把办公室的书搬去车间，说“正好学工业”；1959年又因“右倾”被下放西洞庭湖劳动，踩着牛粪插秧时，还跟农工讨教“种稻诀窍”；1961年平反，任农垦局局长，硬是带着人在荒滩上种出了万亩稻田。

“文革”中，杨第甫受到迫害，却没丢过信念。1975年任轻工局顾问时，他还骑着自行车去工厂看生产；1978年任省科委副主任，他曾牵头搞“科技兴湘”计划，说“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1980年，杨第甫当选为政协湖南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并任党组书记。热爱诗词书法的他，还先后于1983年担任了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于1987年担任了湖南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1998年4月13日，“老大姐”帅孟奇逝世时，杨第甫拄着拐杖去送行，这位湖南籍老革命家，是他敬重的老大姐。他望着帅孟奇的遗像，想起当年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时帅大姐教他“装成姐弟才不惹疑”，如今故人相继离去，他在心里默念着：“唯有把他们的故事记牢，才算没白活。”

杨第甫著《吹尽狂沙》

2002年10月18日，杨第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邻居杨月明和村里、镇里的几人赶到了湖南省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悼念这位尊敬的长者。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杨第甫枕头下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1941年在延安与陈素、张正文、杨迪的合影，边角已磨破；一张是他90岁时在书桌前的留影，桌上摆着1991年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吹尽狂沙》和诗集《心潮集》（后增补为《世纪回眸》），诗里有“延安窑洞灯如豆”的暖，也有“洞庭波里忆浮沉”的沉——恰如他漫漫一生，从书剑漂零到烽火穿行再到书生捧檄，那颗少年般的赤子心，从未变过。

1991年，杨第甫八十寿诞时,老同事张犀文（中山大学毕业，1949年8月接管湘潭时曾任湘潭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后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填词一阕《永遇乐.祝杨老八十大寿》：“饮马延河，挽弓长白，还治乡国。心系黎元，躬行吐握，毁誉从兹得。昭潭遗爱，蓉园受谤，牯岭飓风难测。想从来，儒冠自误，都缘被才名厄。  中兴盛日，东山重起，受命协商改革。公本丹心，能无刺骨？求是诚为则。今报耆宿，风骚管领，李杜颜讴笔墨，料应是期颐永寿，令名简册。”这是对杨第甫老人多彩多姿一生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2025年8月28日修改

9月10—11日再次修改

（本文节选自赵志超最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光明在前•书生仗剑》）

2024年6月，作者在延安宝塔山下。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