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延安路（上）

——杨第甫奔赴延安的日子

赵志超

抗战初期的毛泽东

从湘潭县易俗镇出发，车行十几分钟，便到了河口镇中湾村，沿简易公路前行百余米，一条水渠、一口池塘进入眼帘，浓荫如盖的樟树下，几栋普通的民房错落有致。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第一任县长、第二任县委书记杨第甫的故居，便坐落在这里。如今，故居的一砖一瓦都已不复存在，仅留下遗址供人缅怀；记得杨第甫一家故事的村民也已大多作古，只剩故居旁住了多年的两位本家，与杨第甫有着几面之缘，尚能叙说杨家的旧事。

初到陕北

1937年11月，陕西三原县安吴堡，狂风裹挟着沙尘，肆意拍打着这片黄土地。26岁的瘦高个杨第甫站在黄士高坡上，身上的灰布长衫被风灌得猎猎作响，目光凝视着前方。

三原县位于陕西咸阳北部，距延安尚有280公里，古称“池阳”，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三原”而得名。三原乃关中重镇，历史上曾是“衣食京师”的关中经济腹地。此时的三原，作为抗日的前沿阵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大家都在为抗击日寇做着准备。

秋风萧瑟，安吴堡的槐树叶落了满地。杨第甫站在院子里，振了振精神，挺胸走进了“战时青年训练班”第三大队。

杨第甫（1911—2002），化名杨国安，1911年4月17日出生在湘潭县河口乡中湾村一个自由职业家庭。父亲杨盖楚，母亲张氏。父亲为当地饱学之士，凭借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乡邻的敬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杨第甫自幼便展现出极高的学习天赋，3岁时，在家人的教导下开始识字；5岁时，能熟练背诵《三字经》，稚嫩的童声在庭院中回荡；8岁，正式诵读“四书”“五经”，摇头晃脑间，沉浸在经典的韵味里；9岁时，更是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能，能与父亲吟诗作对。那些年，家中藏书成了他最好的伙伴，每一本都被他翻得书页发软，也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文化基础。

1931年，20岁的杨第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私立广益中学。“九一八”事变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东北，全国上下群情激愤。长沙的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省学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杨第甫凭借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出众的组织能力，被同学们推选为广益中学仇货检查队队长。他身姿挺拔，站在队伍前列，带领同学们在市中心巡查，只要发现有商家售卖仇货，便毫不犹豫、义正言辞地要求封存，让不少商家心生畏惧。然而，他的正义之举触动了省党部的利益，很快被列入监视名单，最终被迫离开学校。

1933年冬，杨第甫来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附中读高三。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上海作为进步思想的汇聚地，各种思潮在这里碰撞、交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和《马克思传》等进步书籍，仿佛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他迷茫的内心。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常常沉浸其中，忘却了时间。书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描绘，让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也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1934年，杨第甫高中毕业，辍学回乡，恰遇家乡大旱，他组织农民抗旱救灾，与当地百姓建立了良好关系。

1935年，杨第甫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大学校园里，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热烈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革命信念愈发坚定。他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1936年暑假，杨第甫回到湖南,组织外地回乡学生成立读书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火迅速蔓延，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杨第甫满腔悲愤，赋诗一首《不灭倭奴誓不归》曰:

百万弟兄齐甲胄，三军将士共戎衣。

喑呜叱咤风云变，不灭倭奴誓不归。

杨第甫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要跟共产党走”，决心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他再也无法在书桌前安坐，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大学肄业的他，投笔从戎，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艰险的道路。

1938年11月12日上午，杨第甫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卡车离开长沙，原计划去衡阳。途经湘潭时，经批准，回到河口中湾探亲。当晚长沙发生“文夕大火”。第二天，他直接去湘乡，再到邵阳(此时省工委已搬迁至此)。随即由邵阳前往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挂着“欢迎爱国青年”木牌的门廊，他脱口而出：“我要去延安。”被分配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开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第三大队学习，并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会”（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青训班位于三原县安吴堡。11月，青训班正式开学。杨第甫来开始了新的生话。院子里的老槐树，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

夜晚，杨第甫蹲在土坯墙根下，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认真抄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笔一划，都倾注着他对革命理论的渴望与追求。抄到“敌进我退”时，他不禁停下笔，陷入沉思，脑海中浮现出战场上的硝烟与战士们的英姿。

这时，身后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是个身着灰军装的年轻人，胸前别着“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布徽，眼神中透着热忱与坚定 。

“杨第甫同志？”年轻人轻声问道。

“我是。”杨第甫连忙起身回应。

“我是负责你们这批学员联络的，叫李庚。”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过一个粗瓷碗，“刚煮好的玉米糊糊，快趁热喝，暖和暖和。”

杨第甫接过瓷碗，碗沿的温度迅速传递到他的手上，他微微缩了下指尖，却紧紧握住，舍不得松开。曾经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他用的是精致的细瓷茶杯，而此刻，捧着这碗散发着热气与玉米香的糊糊，他却觉得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美味。

杨第甫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笑意，伸手摸了摸衣领，衣里除了藏着至关重要的介绍信，还有一张照片。那是1935年长子杨曙光出生时，乡下妻子彭宗蕙托人辗转送到上海的，照片的边角已被体温焐得发卷。

青训班的日子紧张而充实，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杨第甫白天和学员们听“抗日游击战”课，学习军事理论，练习匍匐前进、射击等战斗技能，汗水湿透了衣衫，却从未有人喊过累。晚上，晚上在煤油灯下抄《论持久战》片段，还跟着“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同志到街头教唱《松花江上》；有时大家围坐在院子里，就着月光，讨论“如何动员群众参与抗日”。

杨第甫身材高大，一表人材，口才也不错，总是被同学们推选出来发言。他往土台上一站，不用刻意拔高音量，声音便能清晰地传遍全场：“老乡们不是不想抗日，他们是害怕，怕鬼子烧了他们的房子，怕保长趁机催缴更多的捐税。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攥紧拳头，就没什么好怕的！”

杨第甫讲得很投入，声音高亢有力：“等我们打跑了鬼子，就要在这片土地上种满麦子，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院子里掌声雷动，大家纷纷投来敬佩的目光。

12月的天，灰蒙蒙的，三原开始下雪了，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装。杨第甫收到一封来自长沙的信，是地下党辗转送来的。信中告知他，湖南地区急需革命力量，组织上希望他能回去，为家乡的抗日事业贡献力量。

得知这一消息，他的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即将离开这片革命热土的不舍，又有对新任务的期待与使命感。他本来打算毕业后留在陕北干革命，可近在咫尺、令他日夜想念的革命圣地延安，还没来得及去，组织上便要他返回湖南了。

临走的那晚，李庚一路送他到安吴堡车站。

寒风凛冽，吹得人脸颊生疼，李庚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杨第甫手中：“这里面是几块大洋，还有一双布鞋，路上穿。”杨第甫轻轻解开布包，里面有一双布鞋，鞋面上绣着简单却又质朴的针线，他心中一暖，这针脚里，满满的都是同志间的情谊。

汽车缓缓开动，杨第甫紧紧握着布鞋，揣进怀里，仿佛这样就能留住这份温暖与力量。他望着渐渐远去的李庚，在心中默默许下诺言：“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的！”

返回长沙

1998年夏，作者（右）在长沙采访年近九旬的杨第甫老人。左为杨第甫继配夫人周静昭女士。

1938年1月，长沙蔡锷中路，那栋灰墙蓝瓦的祠堂前，杨第甫站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木牌前，身姿挺拔，眼神坚定。此时，他身任“两湖青年回乡工作团”团长，由武汉回到了长沙，向“八办”报到。

由青训班结业后，杨第甫本可以直接去他一心向往的延安，但组织上任命他为两湖回乡工作团团长，他只好服从革命需要回到长沙，参加湖南文抗会工作。从陕西归来,行装甫御，杨第甫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此刻，他正与会长商讨创办《救亡周刊》的事宜，希望通过这份刊物，传播抗日思想，唤起更多民众的觉醒。

正说着，身后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他回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蓝布旗袍的姑娘，怀里抱着一摞传单，辫子梢上扎着一根鲜艳的红绳，迈着坚定的步伐走来，眼神中透着一股干练与果敢。

“杨团长，我是陈素，刚从湘乡来。”姑娘走到他面前，微微喘着气，把传单递给他，指尖不经意间蹭过他的手，带来一丝凉意。

“原来是你啊，陈素！”杨第甫握着陈素的手高兴地说。去年“七七”事变后，他去湘乡演讲，宣传抗日救亡时，就认识了这位眉清目秀、向往光明的姑娘，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知道，陈素是湖南湘乡丰乐乡（今娄底市娄星区大埠桥街道华胜村陈家组）人，1912年6月出生，比他小一岁。陈素聪明伶俐，学习能力极强，对革命事业充满了热情。

同年2月，在城郊的一间农舍里，杨第甫和陈素一起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时，陈素声音微微颤抖，却无比坚定，念到“永不叛党”时，她紧紧攥着衣角，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党的忠诚，也是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散会后，陈素悄悄递给杨第甫一个小本子，低声说道：“这是我抄的联络暗号，你收好了，一定要小心。”杨第甫接过本子，封面上绣着一朵腊梅,他小心收藏起来，随身携带。

陈 素

不久，杨第甫担任了任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支部书记,他将全副身心投入到文抗会的工作。接着，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长沙市第七难民收容所所长。

回到湘潭老家，探望双亲，父母问他：“第甫，你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吗？”杨第甫犹疑了一下，如实回答：“还没有。”他比毛泽东小17岁。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才十几岁的杨第甫就从长辈们的交谈中熟谙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对毛委员仰慕不已。此时尽管还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但他从内心崇拜毛泽东，并感受到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关注和敬仰。

文抗会的工作迅速开展，活动面很广，逐渐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办报刊，动员和秘密组织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去延安。杨第甫还介绍妹妹杨秋润、弟弟杨迪、本家杨光及发妻彭宗蕙等人去了延安。

1938年7月，杨第甫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秘书。

同年10月，武汉沦陷后,湖南省委机关迁至邵阳。杨第甫被派往湘潭、宁乡、湘乡三县工作。

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向蒋介石加紧政治上诱降，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开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文抗会，捕捉共产党员。中共湖南省委遂将长沙的骨干力量分散到各县去，继续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杨第甫在省委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顾问）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为了秘密工作方便，他们以姐弟相称，前往湘潭工作。

虎口脱险

1939年春，长沙城的小吴门，巷子里弥漫着浓浓的煤烟味，那是生活的烟火，也是战争阴影下百姓们顽强生存的气息。杨第甫站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木牌前若有所思。然后，踏上了前往临湘县白马寺的旅途。

1939年，蒋介石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断制造反共事件，中共湘潭县工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部分党员打入到国民党地方政权及民众团体中，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教亡工作。为此，共产党员郭熙等人通过各支部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活动，经选举，彭仲珊担任湘潭县杨溪乡乡长,何鳌担任白云乡第二保保长，刘辑瑞担任白云乡第五保保长，郭曦担任忠信乡第三十八保保长，并安排一批党员当甲长（郭曦第三十八保的15个甲长中，有14个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党员打入乡公所当警察。与此同时，郭曦、刘辑瑞联络并争取了忠信乡乡长杨芝华和白云乡乡长楚保文，使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支持和保护地下党活动。

彭仲珊、何鳌等地下党员掌握地方政权后，积极开展“三抗”斗争,采取“一拖、二躲、三顶替”的办法为穷人抗丁，并利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口号，按田产摊筹钱粮，为穷苦农民卸下抽壮丁的枷锁。他们关心群众生活,在饥荒时月,设法分借义仓积谷，限制豪绅、奸商哄抬粮价、偷运谷米出境，而以平价粜给农民，解决粮荒问题。为帮助抗日军人家属和部分穷人度过生活难关，郭熙在白云乡尖岗村办了一个麻草鞋厂；何鳌在银塘村筹建织布厂，为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和费用；刘辑瑞凭着自己的医术，为贫苦农民救死扶伤。抗日战争期间盐价高昂,每百斤稻谷只能兑换一斤多盐，当上保甲长的地下党员，则利用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地筹购食盐,平价供应农民。

1938年秋， 国民党新五师路过易俗河时，何鳖遵照党的指示，以保长的身份，发动群众筹集枪支费，并动员30多个青年参军抗日。

与此同时，回到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的杨第甫，常常活跃于人民群众中，接触的人很多，引起了湘潭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晚年的杨第甫

1939年6月，平江惨案的噩耗如一道惊雷，传遍长沙城。陈素正焦急地蹲在码头，等待杨第甫归来。杨第甫行色匆匆，刚从临湘白马车执行任务回来，裤腿上还沾着泥土，发丝也有些凌乱，但毫无倦容。一见到陈素，他便快步上前，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塞到他手中，急促地说道：“白马寺的国民党军要调防了，这是他们的布防图，我好不容易从团部文书那儿弄来的 。”

陈素连忙打开纸包，只见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地描着各种标记，有些地方因为汗水的浸湿，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你是怎么拿到的？”陈素抬起头，看着杨第甫，眼中满是关切与担忧。杨第甫笑了笑：“我自有办法。”

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杨第甫与陈素在码头边的茶馆租下一间阁楼，准备在长沙建立党的地下机关。对外，杨第甫扮作“做茶叶生意的老板”，陈素则是温婉贤淑的“老板娘”。

一天，特务突然上门查户口，砰砰的砸门声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刺耳。当时，陈素正在往墙缝里塞情报，听到声音，她的心猛地一紧，手忙脚乱地把油印机推到床底，又迅速整理了一下头发，端起针线簸箕，脸上挂着笑容，镇定地去开门。

“长官，辛苦啦，快进来喝口茶。”她一边热情地招呼着，一边往特务手里塞瓜子。特务捏着瓜子，满脸狐疑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沉重的靴底一次次蹭过床板，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杨第甫和陈素的心上。

此时，杨第甫正躲在阁楼夹层里，大气都不敢出，听着陈素与特务周旋，后背早已被汗水湿透。好在陈素机智过人，一番巧言，终于把特务打发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两人相视一笑，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对彼此的信任。

1939年秋，日寇第一次进犯长沙，情况危急，经党组织批准，郭曦、曾纯熙、刘辑瑞等在易俗河洪塘一带，利用与新五师的关系，弄来一些枪支弹药，将附近的农民积极分子300多人编成一个营， 暗中操练20多天，曾纯熙带队开赴前线,打算投奔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途经江西铜鼓时,不料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解除武装，被迫解散。

1939年10月，湘潭县国民党当局成立了反共特务机构调统室，企图摧垮湘潭地下党组织。当时，中共湘潭县委根据省工委指示精神，决定县委成员和城乡党的主要骨干相继撤离。县委书记谭伟和委员张忠廉在撤离前，曾奔走于乌石、易俗河等地，动员彭金华、郭熙等迅速转移。可彭、郭二人认为工作需要，没有及时离开。由于判徒出卖，不久他们被捕牺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1940年春，形势愈发严峻，湘潭县政府的缉捕布告贴满了长沙城头。杨第甫看到布告上的肖像画得歪歪扭扭，却把他身材高大的特征画得几分相似。夜晚，他独自蹲在阁楼里，翻看着手中的情报，心中思索着应对之策。这时，陈素走过来，递给他一块红薯，轻声说道：“组织上说，让我们结婚。”

杨第甫愣了一下，咬着红薯，疑惑地看着她。“结婚了，住在一起才不容易惹人怀疑。”陈素微微低下头，搅着油灯的灯芯，声音轻柔却又透着坚定，“再说……跟你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就这样，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他们在小小的阁楼里结为了夫妻。杨第甫把长子的照片郑重地塞到陈素手中：“这是曙光。”陈素接过照片，轻轻抚摸着上面孩子的脸庞，眼角泛起一丝温柔的笑意，眼中却又隐隐闪烁着泪花，那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是对未知艰险的担忧。

1940年8月，杨第甫与陈素离开湘潭，经桂林、贵阳赴重庆，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旋被分配去鄂西工作，任中共咸（丰）来（凤）中心县委书记，陈素任县委妇女部长。

不几天，即8月30日，湘潭县长廖佩之密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薛岳，电文称：“本县狡匪首要何权、楚保文、彭镇衡、杨第甫、唐雅开、何庆如等，布置组织活动甚力，迭经密报。顷奉秘申(8月)梗(23日)电，自当遵照严防。惟可否先发制人，密捕讯办，或请钧府派员莅县缉办。”在县调统室开具的“湘潭县异党分子组织调查表”，详列何权、杨第甫等8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党的机关、公开职务、活动区域、备考等项。杨第甫被列为“狡匪首要”第四名，并在其名下注明“党的机关系省委，活动范围全省，去西安受训”。

10月4日凌晨，彭金华、郭熙、曾纯熙、刘辑瑞、何鳌、彭仲珊、杨芝华7人分别被湘潭县反动军警秘密逮捕，关押在湘潭警备司令部驻地陶公祠。楚保文是国民党县党部利用干训团的名义诱骗到县里逮捕的，时间还早两天。彭金华等8人被捕后，敌特进行秘密审讯，但不管敌人使用什么花招，他们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曾纯熙已是第三次入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刘辑瑞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和即将分娩的妻子，而是家中夹壁内秘藏的一份党员名册，它关系着易俗河地区地下党员的安全，幸而他趁胞兄来探监时，机智地传递了信息，才化险为夷。

彭金华等八人被捕后，党组织和他们的亲属都曾多方营救。敌人害怕激起公愤，遂于10月11日用轮船将8人押赴长沙。途中，接湖南省主席薛岳“就地处决”密令，遂从竹埠港陈家码头上岸，经嵩塘铺，将他们押至凤形山下龙骨坡残酷杀害。

如果当年不是组织上安排杨第甫去卾西工作，如果不是杨第甫及时转移，肯怕湘潭县历史上又要多一名革命烈士，而少一名新中国成立后的湘潭籍县长、县委书记。 

鄂西的雨

1940年8月，鄂西的山路崎岖泥泞，雨水像是被撕开了口子，倾盆而下。杨第甫牵着一匹瘦马，艰难地行走在山路上，陈素坐在马背上，双手紧紧攥着他的衣角。一路上，两人沉默不语，唯有马蹄踏在泥地上的声音，沉闷却又坚定。此行目的地是咸来——中共鄂西特委。

他们装扮成逃难的夫妻，历经桂林、贵阳，辗转来到重庆。在南方局，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亲自召见他们。办公室里，周恩来递过两杯热茶，神情严肃却又充满关切，他指着地图，认真地说道：“鄂西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既是前线，也是后方，你们这一去，责任重大，要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那里。”陈素双手紧紧握着茶杯，挺直了腰杆，坚定地说道：“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杨第甫撰书对联：“未必文章憎老寿；愿将强健入新年。”

1940年8月，鄂西的山路崎岖泥泞，雨水像是被撕开了口子，倾盆而下。杨第甫牵着一匹瘦马，艰难地行走在山路上，陈素坐在马背上，双手紧紧攥着他的衣角。一路上，两人沉默不语，唯有马蹄踏在泥地上的声音，沉闷却又坚定。此行目的地是咸来——中共鄂西特委。

他们装扮成逃难的夫妻，经桂林、贵阳辗转到达重庆。在南方局，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亲自召见了他们。办公室里，周恩来递过两杯热茶，神情严肃却又充满关切，他指着地图，认真地说道：“鄂西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既是前线，也是后方，你们这一去，责任重大，要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那里。”陈素双手紧紧握着茶杯，挺直了腰杆，坚定地说道：“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咸来”系湖北咸宁、来凤两县的合称。咸宁位于湖北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与湖南、江西接壤，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来凤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酉水上游，处鄂、湘、渝三省市交界处，是鄂湘渝黔边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咸来的山，高耸入云，比湘潭的山更加巍峨险峻。这里的雨，一下就是半个月，仿佛永远也停不下来。此时，杨第甫的身份是咸来中心县委书记，陈素的身份的身份则是县委妇女部部长。 ‌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召开县委会议，洞里弥漫着潮湿的气息，火苗舔着松枝，映得每个人脸都发红。陈素的脸庞清秀而坚定，她负责妇女工作，她总是不辞辛劳，带着几个姑娘穿梭在山林间，挨家挨户地走访山民。在昏暗的农舍里，她耐心地教妇女们识字，一笔一划，写下“抗日”“救国”等字样；同时，她也不忘留意周围的动静，轻声打听“最近有没有穿黄军装的人路过”。

1941年1月，大雪纷飞，整个鄂西大地被白雪覆盖，一片寂静。然而，皖南事变的消息，却如一颗重磅炸弹，打破了这份宁静。杨第甫和陈素正在溪边清洗情报纸，冰冷的溪水冻得他们的手通红麻木。突然，陈素惊呼一声：“不好！”杨第甫连忙抬头，只见一张情报纸被水流冲走，正迅速漂向下游。陈素毫不犹豫地跳进溪水中，棉裤瞬间被溪水浸湿，冰冷刺骨。她不顾寒冷，奋力抓住纸，才松了一口气。

夜晚，陈素坐在火堆旁，抱着烤干的情报纸，身体还在瑟瑟发抖：“特委要是被破坏了，咱们……”杨第甫把棉袄披在她身上，“别怕，我送你回湘乡生孩子，我留下来继续坚守。”

送陈素到渡口那天，雨夹着雪，打在船篷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陈素站在船头，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眼中满是不舍与担忧，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陈素回湘潭老家不久，孩子出生，是个女孩，却在5岁时染病夭折。此事成了两人心底多年的疼。

由重庆到延安

1941年深秋，一辆卡车从重庆出发，车轮碾过泥泞的公路，杨第甫坐在颠簸的车厢里，怀里紧紧揣着皱巴巴的介绍信，目光坚定地望向西北——那里，是他魂牵梦萦的延安。

车队驶出重庆近郊，公路上的关卡便如恶狼般扑面而来。国民党军警特务端着枪，扯着嗓门呵斥，粗暴地将车厢里的行李翻箱倒匣，衣物、书籍散落一地。他们故意放慢搜查速度，时而拿起信件反复盘问，时而对携带的物品百般刁难。就这样，车队每日只能艰难前行一二百公里，单从重庆到成都，就走了四五天。

10月10日，车队终于驶出成都，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广元、剑阁进发。车窗外，剑门关的峭壁如刀削斧凿，秦岭山脉云雾缭绕，狭窄的公路在山间蜿蜒，稍有不慎便可能坠入深渊。抵达汉中后，又一路奔波至宝鸡，众人终于得以休整一日。为避开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眼线，车队特意绕行马嵬驿，杨第甫与同行者下车凭吊杨贵妃墓，荒草萋萋的墓前，更添几分乱世的苍凉。

离开马嵬驿，车队直奔交道镇，当车轮驶入陕甘宁边区地界时，带队护车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卫队长黄飞虎（后在解放战争中任军长）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拍着车厢板喊道：“到家了！大家可以随意些了，是正式夫妻的可以给你们另开房间！”一句话引得车厢里爆发出阵阵大笑，多日来的紧张与疲惫瞬间消散大半。可此时的陈素，因为工作需要，仍留在重庆“周公馆”工作......想到这里，杨第甫心里涌起一种惆怅。

此时的黄土高原早已褪去绿意，冬意渐浓，千沟万壑的土地上，只有稀疏的枯草在寒风中摇曳，沿途的窑洞低矮简陋，百姓穿着打补丁的单衣，脸上刻满了生活的艰辛。杨第甫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既有对这片土地的心疼，更有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在交道镇短暂休息一天后，车队继续向延安进发。

从重庆出发到进入边区，整整耗时一个月。一路上，杨第甫触景生情，写下一首绝句：

驱车直出剑门关，秦岭云横行路难。

喜听宝鸡报天晓，放歌齐唱颂延安。

毛泽东迈步宝塔山下

10月的陕北，秋风萧瑟，风裹着黄土打在脸上，像细沙粒一般。杨第甫站在宝塔山下，灰布长衫下摆被风掀得直晃，遥望前方,当望见山巅那座高耸的青砖宝塔，以及山脚下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时，他抬手揉了揉被风沙迷了的双眼，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眶湿润了。距离1937年11月到陕西三原，杨第甫怀揣着前往“战时青年训练班”的通知书，满心憧憬地遥望延安，时光已过去整整四年了。如今，他真真切切地踏上这片土地，其间艰辛难以言表。他真的来到了延安，来到了这个无数革命者向往的圣地。

身后传来哒哒的马蹄声，同行的同志勒住马，笑着喊道：“杨第甫同志，愣着干啥呢？可算到了！”杨第甫回过神，喉咙滚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口，只是下意识地把揣在怀里的小本子按了按，那是陈素临别时塞给他的。

（上篇完，下篇待续）

2025年8月28日修改

9月10—11日再次修改

（本文节选自赵志超最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光明在前•书生仗剑》）

2024年6月，作者在延安宝塔山下。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