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抗日战争中陕西军人的表现看秦人的血性
作者:赵振兴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全国人民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纷纷通过电视、手机、网络、广播等形式收看收听直播盛况,共同见证伟大祖国以庄严之礼告慰英烈先辈,以威武之师彰显中国力量。当一列列威武雄壮的受阅方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广场,当一声声铿锵有力的口号响彻云霄,宏伟的场面、先进的装备,以及受阅官兵昂扬抖擞的精神风貌,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点燃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发了持续而热烈的反响和讨论。大家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坚强不屈,感受到伟大祖国的日益强大,同时也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网络上,大家除了分享阅兵仪式带来的喜悦外,对抗日战争期间哪个省做出的贡献大,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四川人说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出兵260万,各个战场都有川军身影,因此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广西人说,抗战中他们倾尽人力物力,出兵数量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居全国第一位,而且广西狼兵作战非常勇敢。湖南、河南等部分沦陷地区省份的人说他们出兵也很多。而我们一位陕西网友据理力争,还拿出确凿的数据,说陕西省当时有940万人,直接出兵115万,兵民比超过12%,在各省中比例最高。到底哪个省出兵最多,或者兵民比最高,莫衷一是。应该说,抗日战争我们全国是万众一心,各个省份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作为陕西人,我当然更关心陕西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查阅了大量资料。八年全面抗战期间,陕西约有115万名士兵参军,训练壮丁超过160万。在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支持下,陕西始终保持了不可动摇的防线,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支柱。应该说,陕西军人在抗战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是抗日历史中应该永远铭记的一部分。陕西军人在抗击侵华日军的许多战场上英勇顽强,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还用顽强的战斗意志守护了陕西这片土地,使日寇威胁不到延安革命根据地和重庆政府的安全,为祖国保住了大后方。陕西军人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大贡献,是因为陕西人有血性,作战勇敢,宁死不屈!
首先说说促成了全民抗战的“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允许谈抗日。1936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杨虎城与张学良深感国家危亡在即。在多次恳求蒋介石无果后,他们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电请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一事件成为了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于西安事变的策动者,通常会提到“张杨”两位人物,然而,谁才是更具主导作用的人,却一直有不同看法。作为亲历者之一的张学良,在晚年时曾说:“杨虎城才是事变的主角,而我只是名义上的主角。”在“西安事变”正式爆发之前,张学良与杨虎城暗中为抗日做准备,也多次在私人谈话中探讨如何应对蒋介石的立场。最终,杨虎城提出,如果蒋介石依然顽固,不接受劝谏,可以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我相信,有血性、有担当、有民族大义的杨虎城是敢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提出“兵谏”的。
西安事变后,随着杨虎城的出国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分化、收买,杨虎城的第17路军走向分裂。1937年6月被南京政府缩编为陆军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孙蔚如将军率领38军这群陕西子弟兵东出潼关,先后参加保定、娘子关、忻口等战役,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自身也损失惨重。1937年7月下旬,第38军赵寿山的第17师、第177师的529旅(旅长许权中)、教导团(团长李振西)开赴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其中,第17师与教导团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敌血战九昼夜,予敌以重大杀伤,教导团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全团伤亡官兵1800多人。529旅在忻口战役正面防守14天,全旅3000多人,伤亡2000多人,其中以共产党员阎揆要为团长的1057团原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忻口战役后就只剩下60多名党员了。
1938年7月,38军被改编为第31军团,开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11月,第31军团又改编为第4集团军,孙蔚如仍任总司令。中条山是关中门户,要是日军想占领陕西,必须先拿下中条山,因此该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为了占领陕西,调集重兵进攻中条山,他们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中条山发起猛烈攻击。短短两年时间,日军对中条山先后进行11次疯狂进攻。部队前为强敌,后为黄河,孤军作战,装备简陋,但爱国官兵坚守阵地,英勇杀敌,多次取得大的胜利,没有让鬼子越过黄河。当时,中条山流传一句话,“只要孙蔚如在,鬼子别想占领中条山”。 日军久攻中条山不下,哀叹“中条山是日军的盲肠炎”。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认为“中条山为敌之坟墓”。国内舆论称赞原17路军是“支持中条山抗战的铁柱子”。
在这11次战斗中,以“血战永济”、“六六战役”最为惨烈悲壮。“血战永济”发生在1938年8月中旬。1938年8月15日,日军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所属炮兵、坦克、空军等作战部队约3000余人分三路向永济攻击,在今山西省永济市城西街办西姚温村、原永济县城所在地的蒲州老城一带和驻守的第31军团官兵展开血战。17师102团团副杨法震(中共党员)率官兵与日军在高市村与鬼子血战,壮烈牺牲。日军突破第一道防线后,向后翼阵地中条山下的尧王台、西姚温发起了猛烈进攻。独立第46旅在孔从洲指挥下奋勇抵抗,与鬼子浴血奋战,共歼敌500余人,我军也伤亡惨重。教导团第3营营长张希文带领的一个营官兵在和日军拼杀时被围攻后全部牺牲。1996年修建的太(原)风(陵渡)高速公路要经过西姚温村,建设单位在施工时意外挖出了600多具尸骨。有关部门紧急叫停了施工,随后委托公安、民政等部门到现场查看鉴定。工作人员在调阅了历史资料和走访相关专家后,最终确认这些尸骨都是当年抗日牺牲的官兵。1998年,永济市民政部门在这里建了一座陵园,重新安葬了当年打日本人牺牲的陕西兵。陵园最高处矗立着一块高约3米的纪念碑,上书“抗日英雄纪念碑”七个大字,落款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当地村民为了纪念阵亡官兵,家门口都栽了柏树。
而“六六战役”最为悲壮。1939年6月6日,日军集结重兵向中条山发起进攻,驻守中条山的第4集团军在孙蔚如将军的率领下拼死抵抗,突围途中新兵营和工兵营一千余人撤退不及,被敌人包围在黄河崖壁上,他们在老兵率领下与敌人血战,200多人战死,余下800余人弹尽援绝,他们高呼“宁跳黄河死,不做亡国奴”,跪别爹娘后奋勇跳入滚滚黄河,许多年轻的士兵只有十六七岁啊!这就是历史有名的陕军八百愣娃宁死不降跳黄河的事迹!
其实,陕西军人参加抗战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长城喜峰口、古北口抗战,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大刀队500人中就有陕西军人的身影。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陕西名将关麟征,时任25师师长,也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即将到达前线时,接到何应钦“停止前进,就地待命”的命令。为不致贻误战机,关麟征毅然“抗命”,将部队开到古北口前线,驻守于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当日军开始向古北口25师阵地攻击时,师指挥部与右翼阵地一个团的联系被截断。关麟征亲率师特务连赴右翼前线组织反攻。在争夺一处高地时,被日军的枪榴弹炸伤5处,浑身是血,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指挥官兵英勇拼杀,终将日军击退,守住了阵地。1938年,升任52军军长的关麟征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率领部队在外围堵截日本增援部队。在兰陵傅庄经一昼夜激战,歼灭大部分进犯的日军,使台儿庄外线的压力大为减轻。随后,在台儿庄以东的底阁、杨楼,在友军配合下与日军激战,歼敌1300多人,解除了台儿庄东北方的威胁。台儿庄大捷后,关麟征升任第32军团中将军团长。 在这次战役中与他较量过的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说:“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同年夏,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军官团讲话时说:“中国军队如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国内军事评论家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连仲和负责攻击的关麟征为“孙钢头”和“关铁拳”。
同样参加台儿庄战役外围狙击战的59军,多一半是陕西军人,在张自忠将军率领下,在临沂狙击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在激烈的战斗中,59军的士兵们面对日军的坦克冲锋,毫不退缩,视死如归。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巧妙地躲避着敌人的炮火,瞅准时机,以手榴弹和步枪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一次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更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的不屈脊梁,为整个抗战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次战役59军伤亡过半,22000多人,仅剩9000多,而陕西将士阵亡人数就达7000多人, “生在陕西,死在山东”成为这一战役陕军的真实写照。尽管伤亡惨重,但他们的坚守为后续的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了精心策划的南北夹击计划,为台儿庄主战场围歼矶谷师团创造了极为宝贵的战机,也为最终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台儿庄战役的主战场,当日军占领了西北城区时,时任国军第30军30师88旅176团3营营长的陕西泾阳人仵德厚奉命增援,他亲任敢死队队长,带领40名战士冲入城内,与日寇逐屋争夺,取得关键胜利。出城时“敢死队”仅剩3人。由于作战勇敢,他先后被授予甲种一等“嘉禾奖章”、“华胄荣誉勋章”和“宝鼎二等勋章”,随后擢升少将副师长。
陕西人何以如此有血性?大概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密切相关。
首先,是地理环境塑造了坚韧品格。陕西地域辽阔,天宽地广,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陕西人大气、心胸宽广的性格。同时,也有荒凉的戈壁沙漠和纵横的沟壑,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陕西人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绝不认命的精神。这种与恶劣环境抗争的勇气,造就了陕西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培育了他们面对困境时"宁死不屈"的倔强性格。无疑是他们血性的一部分。
其次,是历史尚武传统延续。自先秦时期起,陕西作为兵家重地,与西戎诸部落连年征战,养成了秦人尚武精神和"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集体意识。战国时,秦国鼓励将士奋勇杀敌,并以割下人头作为杀敌的凭据,造就了秦军骁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被称为 虎狼之师 。秦人英勇善战,顽强不屈,前赴后继,是秦国能统一六国的重要因素。秦人自古不畏死,这是遗传基因,一直保留到现在!中华民族传承至今,历经危难而不灭,凭的也正是这股坚忍不拔的血性。
再次,是家庭伦理与责任意识。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和周礼诞生地,陕西人将家庭视为情感核心,家族责任意识强烈。这种传统既表现为对家庭的绝对奉献,也体现在面对国家危难时主动承担的勇气,也就是有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文化基因在近代抗战中转化为保家卫国的血性精神。
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军民大都展现出该有的血性。在一场场生与死的考验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构筑起伟大抗战精神。精神的力量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民族克敌制胜的深层密码,汇聚起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屈辱走向富强的磅礴力量。
让人欣慰的是,伟大的抗战精神一直在传承。这几天,我反复回看了好几遍九三阅兵的视频,参阅将士个个军容严整,精神饱满,昂首挺胸,目光如炬,威武雄壮!徒步方队气势如虹,战旗方队赓续荣光,装备方队铁流滚滚,空中梯队鹰击长空。尤其是最能展现军人精气神的徒步方队,步伐铿锵有力,动作整齐划一,勇猛向前,充盈朝气、霸气,展现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锐气,彰显了军人的威武之势与阳刚之气,说明中国军人的军魂和血性仍一以贯之的得到传承。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必将以更加强大的能力捍卫国家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赵振兴,1981年入伍入学,1985年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汽车修理厂工作。1987年底转业到陕西省咸阳市。现为咸阳市供热燃气服务保障中心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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