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第二章

第三节

 高小学涯：动荡年代的迷惘

宝岛阿华

       1966年春季开学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爆发了。我的高小两年，就这样在动荡的浪潮中，跌跌撞撞地开始了。

        我继续留在新化一小读书，还是曾经熟悉的校园，那时学校被划分成初小与高小两部，1至4年级为初小，5至6年级则归为高小。初小班级的解散，高小重新分班，我仿佛被抛入一片陌生的水域，曾经课间一同追逐嬉戏、课后并肩写作业的伙伴们，各自有了不同去向，有的甚至去了五一民办学校、向东民办小学。望着陌生的教室，我心里满是失落与不安，那是一种与熟悉世界突然割裂的茫然。

        我所在的丙班教室，像是被遗忘在时光角落的弃儿。因主教室楼不够用，它孤零零地坐落在学校操坪北面，紧挨着舞台左侧，是间低矮的平房。推开斑驳的木门，潮湿的气息裹挟着陈旧桌椅的味道扑面而来，墙壁上的裂痕仿佛岁月留下的皱纹，无声诉说着寂寥。这间独立的临时教室，让我心中泛起难以名状的苦涩，像是吞下一颗未成熟的果实，酸涩又无奈。

       不过，新班级也有温暖的光芒。班上同学大多来自城关镇的东正街、井头街和向东街，大家很快熟络起来。戴着眼镜、有着高度近视的语文老师朱小枝，总用温柔得像春日暖阳般的话语，引导我们感受文字之美；从一年级就陪伴我们的蒋老师，依旧耐心地为我们讲解数学的奥秘，在陌生的环境中，他们的存在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给我带来一丝安心。

       然而，这份难得的平静很快被打破。进入高小不久，我们便被卷入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首都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率先响应，他们怀着满腔热情与冲动，成立红卫兵组织，投身运动。这场风暴迅速蔓延，我们这小县城的学校也未能幸免。

      一时间，校园的氛围变得压抑而紧张。老师们成了“臭老九”，有的甚至沦为批斗对象。一夜之间，学校走廊贴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密密麻麻的字迹罗列着校长的“罪状”，“打倒姜××”的标语刺目而冰冷。原初小隔壁甲班的刘老师，也因出身问题遭到批判，而最让我震惊和难以接受的，是深受我们喜爱的蒋老师也未能幸免。

        那天，我刚走进教室，就见同学们围在一起窃窃私语。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你没看大字报吗？说蒋老师是混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业务尖子。”我站在原地，只觉脑袋“嗡”的一声，满心都是不可置信。蒋老师数学课讲得那么好，我们都爱听他的课，怎么突然就成了“敌人”？

        正想着，蒋老师拿着教案出现在教室门口。他走上讲台，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同学，声音平静却坚定：“你们还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上课，不要因为写大字报而影响学习了！”那一刻，他的身影在我眼中是那么高大而坚毅，仿佛能抵御一切风雨。可没想到，这堂课后的第二天，蒋老师就被抓去反省。造反派在他背后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纸条，说他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听到这些消息，我满心都是疑惑与愤怒，一位备受尊敬的好老师，怎么就成了人口中的“坏人”？这个世界仿佛突然变得扭曲而陌生，让我这个小小少年满心迷茫。

        学校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抑氛围愈发浓重。出身不好的老师人人自危，学校领导班子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老师们心情浮动不安。红卫兵组织还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出身好的同学可以申请加入红卫兵，而“黑五类”子女却备受歧视。班上有位同学的父亲是县委“走资派”，这件事像座大山，压得他性格变得自卑内向，很少说话，也无心听课，作业经常不会做。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仅不歧视他，还经常把自己的作业借给他抄，希望能给他一点温暖。

       另一位同学则截然不同，他因出身好，被吸收进“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带头写大字报批斗“走资派”。校长常常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接受批斗大会。在那群情激昂的会场，“打倒走资派姜××”“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可我的心里却满是复杂滋味，既害怕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什么。

        那时的教材也都是根据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仓促编写而成，每一篇的开头，都醒目地印着最高指示。每天走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读伟人语录，自习课背诵《老三篇》成了日常。那些经典句子，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写作文时，开头必引伟人语录，遇到困难，也总想着从语录中寻找力量。学校的正常秩序被彻底打乱，上课越来越不规范，有时半天上课半天写大字报，批判会成了家常便饭，甚至经常停课闹革命。

        跳忠字舞成了我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我们班组织了宣传队，排练了许多带有政治意义的舞蹈，像《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每次排练，大家都认真又投入，下课后就在自家院子里一遍遍地练习，之后，我们会到街上去宣传演出。县城中心南门湾五一广场那个简陋的红砖台子，成了我们表演的舞台。我还记得，我和一位男同学表演《老两口学毛选》，我穿上花布对襟衣服，两人头上扎着白毛巾，虽然动作可能有些笨拙，但大家都沉浸其中，台下观众也被逗得开怀大笑。

        有一次，我们接到任务，要去街头跳《造反有理》这支舞。歌词是伟人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和小伙伴们穿上草绿色军服，戴上红小兵袖章，脸上打了点腮红，就登上南门湾的土砖台子上表演。我们的动作简单干脆又坚定有力，那时的我们，满心都是对领袖的热爱和对“走资派”的痛恨，看着台下革命群众拍手称快，我心里满是自豪，可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那时的自己是那么懵懂无知。

        因为年龄太小，我们小学没有组织去首都大串联，只能从报纸和电影上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场景。红卫兵们戴着袖套、佩戴像章，手拿语录本，喊着口号，群情激昂。邻居家在新化一中读高中的姐姐，向我绘声绘色描述她去北京被伟人检阅的情景，“那场面太感人了，能见到伟大领袖，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光荣和幸福！”听着她的描述，我满心都是羡慕，眼巴巴地盼着自己能快点长大，也去见见伟人。

       随着运动的深入，社会愈发混乱。各地造反派组织相互斗争，武斗频发，经济停滞，物资供应紧张，日常用品和食品都凭票供应，吃碗面都成了奢侈消费。有一次，我和江邵云、刘莉梅等同学放学后跑去学校对面生活馆吃面，大家钱都不够，只好每人凑2-3分钱，买了碗1毛5角的面，四五个人用小碗分着吃。那时的我们还觉得好玩，可现在想来，只觉满心苦涩，那分吃一碗面的场景，不正是那个艰难时代的缩影吗？

       社会的动荡让家长们忧心忡忡。母亲不让我晚上出去玩，有次我回来晚了，她又急又气，难听的责骂声和落下的棍子，让我躲闪不及。我知道她是担心我，可那时的我，心里也满是委屈，觉得自己明明没做错什么。

        在这混乱的两年里，班主任朱老师始终坚守岗位，只要不停课，她就一定会来上课。那时还建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我和井头街的袁同学等人分在一组，每天在同学家里集中学习，互相背诵《老三篇》。如今50多年过去，那些语录和经典句子，依旧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了那段特殊岁月的印记。

       破“四旧”运动中，许多庙宇被拆毁，神像被推倒，古书被焚烧，“四类分子”遭受残酷对待。小巷里有位同学，父亲是地主，她也因此受尽歧视。戴红袖章的学生常去她家抄家，将她父亲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我听说她父亲生病，却没去医院，最终不堪忍受选择自杀。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心里满是难过和恐惧，为那个伯伯的遭遇痛心，也为这混乱的世道感到害怕。

       小学本是接受正规教育的重要阶段，五六年级更是学习文化的黄金时期，可因为停课闹革命，我们的学业被严重耽搁。五十年后，我举办老同学聚会，全靠同学们回忆，才找到30余位同学，有些人我甚至毫无印象。那段动荡岁月，不仅偷走了我们的学业，也模糊了许多珍贵的回忆，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与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