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史诗《七绝·天下为局弈无赢——〈三国演义〉欣赏（三百九十二）》

注：《后出师表》（四）中，诸葛亮批评刘繇、王朗占据州郡，却只空谈治国谋略、疑虑重重、畏缩不战，坐失良机。令孙策逐步壮大，并吞并江东。同时将此现象列为“臣之未解”的问题之一；“书生”诸葛亮。

一、史证紧扣《后出师表》，还原文本批判内核

全诗以诸葛亮《后出师表》中“臣之未解”的核心议题为锚点，字字对应史料，无一字无来历：

首联“虚言据要覆千邦，浪喜临危长万载”：精准指向刘繇、王朗的失策——二人占据扬州、会稽等“要地”，却“论安言计，动引圣人”（《后出师表》原文），空以“虚言”谈谋略，面对孙策的军事威胁（“临危”），或盲目乐观（“浪喜”），或畏缩避战，最终导致江东“千邦”（代指江东诸郡）被孙策吞并，其祸患不仅限于一时，更成为曹魏壮大的伏笔，暗合“长万载”（喻指影响深远）的后果，完全复刻诸葛亮对“坐谈误国”的批判逻辑。

尾联“懦者愁吟虑彼能，书生默坐忧其殆”：前句直指刘繇、王朗的“懦者”本质——他们只会“愁吟”着担忧孙策的实力（“虑彼能”），却无“进兵讨贼”的行动，与《后出师表》“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的批评形成互文；后句以“书生”自指诸葛亮，既体现他对刘繇、王朗误局的“忧其殆”（忧虑江东危局不可挽回），也暗含自身“受任于败军之际”的孤勇——同是“书生”，诸葛亮却以实干破局，与刘、王的“默坐”形成鲜明对比，深化了《后出师表》中“鞠躬尽瘁”的精神内核。

二、意象凝练见张力，以小喻大显史识

诗人巧用“虚言”“浪喜”“愁吟”“默坐”等具象动作，勾勒出两类“误事者”的画像，又以“覆千邦”“长万载”的宏大后果形成反差，让批判更具冲击力：

“虚言据要”与“覆千邦”：“虚言”是因，“覆千邦”是果，以“据要”的优势反衬“虚言”的危害，凸显“空谈比无势更误国”的深层逻辑，暗合《三国演义》中“孙策平江东”的情节——刘繇本有地利，却因“虚言”失人失城，恰是“优势变劣势”的典型；

“懦者”与“书生”的对照：“懦者”是刘繇、王朗的代名词，“愁吟”是其“畏战”的外在表现；“书生”是诸葛亮的自谦，“默坐忧其殆”却非消极——“默坐”是深思，“忧其殆”是清醒，既点出诸葛亮对时局的洞察，也暗含对“书生当有实干”的倡导，打破“书生空谈”的刻板印象。

三、以诗为“史评”，融个人见解于史料解读

作者并非单纯“翻译”《后出师表》，而是借诗句传递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与对“实干”的推崇：

对刘繇、王朗：不局限于“失败者”的标签，而是深挖其“虚言”“懦怯”的本质，指出“临危浪喜”“虑彼却不自强”是失国的关键，比史书更直白地传递“败于己而非败于人”的史识；

对诸葛亮：通过“书生默坐忧其殆”的刻画，既呼应《后出师表》中“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紧迫感，也暗含对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敬佩——“忧”是忧汉室危局，“默坐”后是“六出祁山”的行动，让“书生”形象更显厚重。

整首诗以七绝之短，装《后出师表》之史、三国之局，既做到“有史可依”，又有“有识可品”，读来不仅能重温诸葛亮的批判精神，更能引发对“空谈与实干”“怯懦与担当”的现实思考，是“以诗赏三国”的精妙之作。

叙事史诗《七绝·天下为局弈无赢——〈三国演义〉欣赏（十八）》

作者：张志江（北京）

十八

诛杀董卓（押庚韵）

诱禅行诛奸宰相，

藏玄有道善先生。

徐观小巷馋涎堕，

欲叩苍天老眼明。

注：“诱禅”，指诱惑董卓上朝封禅；“先生”，指王允；“谗涎”，喻贪婪。董卓发现情况不妙时，高喊“我儿奉先何在？”吕布应声道“奉诏讨贼”，一戟刺死董卓。

张志江，字乐天，号观潮散人。北京八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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