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教的那段日子

文/罗名君

总有些日子，会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润的琥珀，哪怕隔着几十年的时光，一想起，细节仍清晰如昨。于我而言，1980年开启的从教时光，便是这样一段日子——它裹着青春的迷茫与委屈，藏着为人师的热忱与坚守，最终成了我人生路上最坚实的一块基石。

那年夏天，高考放榜的消息像一阵凉风吹散了我的期待——离录取线就差那么一点点，我还是落榜了。蹲在田坎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我攥紧了拳头：再复读一年，一定要考上大学。可这份决心没撑几天，村头那只老旧的高音喇叭就打破了平静，一遍遍播报着村小学招民办教师的消息。村里人议论纷纷，多少年了，村小学从来没有考试招教，今年村里这批新干部办的事，倒像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但于我而言，这消息只让我心烦，满脑子都是课本里的公式与复习题，压根没把“民办教师”这四个字放进眼里。

    可现实容不得我任性。那时农村刚推行生产责任制，家里分到的几亩地全靠父亲一个人扛；母亲是小脚家庭妇女，帮不上太多忙；我虽有弟兄五个，却早已各自另起炉灶。家里经济紧张，日子常要算计着过。父亲见我整天抱着书本，红着眼眶劝：“娃，别复读了，考个民办教师，每月能挣工分，家里能松快些。你要是想复习，课余也能看啊。”几个堂兄也轮番来劝，说这是“两头不耽误”的好事。我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大学梦，一边是家里迫在眉睫的难处，最终还是咬着牙，在报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考试那天，我揣着复杂的心情走进考场。29个考生分布在一间昏暗的教室里，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有人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擦泥的锄头——考生里有高中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甚至还有只念过几天初中的。拿到语文和数学试卷时，我愣了愣，题目比我复习的高考内容简单太多。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不到半小时，两张试卷就答完了。交卷时，监考老师看我的眼神带着些惊讶，我心里却空落落的，没半分轻松。

一周后，榜单贴在了村部的墙上，我的名字用红笔写在最顶端。可我没像旁人那样欢呼，反而站在榜前，盯着“罗名君”三个字发呆。我以为接下来能顺顺利利去学校，没想到这只是曲折的开始。秋季学期都快结束了，我连学校的大门都没踏进去过。找村干部，他们说“再等等，名额还没定”；找校长，他笑着打哈哈，说“学校还在调整课程”。我一次次跑，一次次被推脱，心里那点对教师工作的期待，渐渐被浇灭。那年春节，和一个相熟的村干部喝酒，他才压低声音告诉我：“村长想让他女儿来当老师，故意拖着你，就是想让你自己放弃。”那一刻，酒在喉咙里又苦又辣，我攥紧了酒杯，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原来，我的机会，不过是别人人情里的垫脚石。那天晚上，我把复习资料重新找出来，压在枕头底下，暗暗发誓：再也不想当老师的事了，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

元宵节刚过，年味还没散尽，我就打包好了被褥、碗筷，还有一摞翻得卷了边的复习资料，准备回原来的高中复读。可行李还没扛出门，村小学的李老师就来了。他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名君，我要盖房子，请了长假，学校缺人，你能不能去代代课？就几个月。”我想都没想就摇头：“李老师，我要去复读，不能去。”可转身就看见父亲站在门口，对着李老师点头：“没问题，他去！”我急了，跟父亲吵，他却板着脸说：“娃，就去帮几个月忙，这是积德的事，别任性。”父命难违，我含着委屈，把行李又拖回屋里。第二天，还是跟着李老师走进了村小学。

    刚进校园，校长没让我直接上课，而是让我去听二年级的语文课。讲课的是王老师，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袖口磨出毛边的蓝色卡其布上衣。他走进教室时，脸上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反而笑着跟学生们打招呼：“同学们，今天咱们班来了位新客人，大家欢迎罗老师！”学生们齐刷刷地转头看我，小脸上满是好奇，我顿时有些局促，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上课铃响了，王老师拿起一支毛笔举在手里：“今天咱们学《归类识字二》，先看老师手里的东西——这是什么呀？”“毛笔！”学生们的声音又脆又亮。“那它有几部分组成呢？”“两部分！”王老师点点头，走到黑板前，一笔一划地写了个“竹”字头：“大家看，毛笔的杆是用竹子做的，所以有个‘竹’字头。那下面的笔头呢？”这下学生们炸开了锅，有人喊“羊毛”，有人喊“狼毛”，后排一个调皮的大个子突然喊：“是猪毛！”全班都笑了，我也跟着笑，可王老师没生气，反而笑着说：“这位同学观察得很仔细！不过呀，不管是羊毛、狼毛，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毛’。”说着，他在“竹”字头下面添了个“毛”字，“大家看，‘笔’字就是这么来的。”后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讲“簸箕”“笙”，每个字都讲得有来有去，学生们听得眼睛发亮，连我都跟着入了神。几十年过去了，王老师握着毛笔的手、学生们清脆的回答，还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听完几堂课，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递来一本教案：“毕业班缺个班主任，语文也没人带，你试试。”我看着教案上密密麻麻的字，心里发怵：“校长，我没经验，怕教不好。”校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看你听课很认真，你是高中生，底子好，肯定能行。今年的毕业考试，咱们学校能不能翻身，就看你了。”我没敢再推辞，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担子。

    原以为能挤出时间复习，可真正忙起来，才知道根本不可能。班里有53个学生，全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基础参差不齐。每天早上，我要提前半小时到学校，帮学生批改前一天的作业；上课要盯着那些爱走神的孩子，一个个点名提问；放学后，还要留下几个基础差的学生补课。晚上回到宿舍，一盏煤油灯陪着我，改完作业、备好第二天的课，就已经快十一点了。摊开复习资料，眼睛却越来越沉，有时候趴在桌上就睡着了，醒来时，脸上还沾着墨水。有好几次，我想过放弃，可看着学生们偷偷递来、写着“老师辛苦了”的小纸条，看着他们低头认真做题的样子，到了嘴边的“放弃”，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那年夏天，毕业考试成绩下来，我们班的平均分在全乡排第一。校长拿着成绩单，在全校老师面前夸我，可我心里却有些酸涩——我又一次错过了高考，那个大学梦，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但当学生们围着我，蹦蹦跳跳喊“老师，我们考上初中了”时，那种纯粹的喜悦又盖过了酸涩。我突然觉得，或许当老师，也不是一件坏事。

    秋季开学，校长把我叫去，笑着说：“你留下吧，做长期代理民办教师，以后有机会转正式的。”我点了点头，心里的迷茫少了些，多了些笃定。直到1985年，我终于拿到了正式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书。那天，我把证书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只觉得天格外蓝，风都比平时暖。

    后来，全县搞观摩教学，学校里的老教师们都怕麻烦，没人愿意接。教育主任张老师找到我，语重心长地说：“名君，你年轻，多锻炼锻炼，对以后有好处。”我想起王老师当年上课的样子，咬了咬牙：“我试试。”我选的课文是《十里长街送总理》，为了上好这堂课，我把课文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眼眶发红。那时候录音机很少见，我步行十几里路，去镇上的中学借；磁带买不到，我自己掏钱，托人从县城带。每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对着录音机练范读，一句一句调整语气，直到自己觉得满意。试讲那天，同事们提了不少意见，我一一记下，改了又改。最终去县里上课，当我按下录音机，听到自己带着感情的朗读声，看到台下学生们专注的眼神时，我知道，我成功了。后来拿到一等奖证书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没辜负王老师当年的教导。

    那些年，校园的夜晚总是很安静。学生们回家了，同事们也走了，十几亩大的校园里，只有我的宿舍还亮着灯。我在灯下备课、改作业，累了就翻《史记》、读鲁迅的文章，有时候也写点小诗、练会儿书法。我的“书桌”是用四块砖头支起来的土坯，旁边放着一桶泥浆水——没有墨汁，就用泥浆代替。我临摹欧体的严谨、柳体的刚劲、颜体的浑厚，也学王羲之的飘逸、怀素的狂放。学校的祁老师写得一手好楷书，我常拿着自己的字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指点：“写字要用心，一笔一划都要稳，就像做人一样。”在他的指点下，我的字进步很快，后来在全县教职工书法比赛中拿了好几次奖。现在我还常跟人说，要是没有祁老师，我可能这辈子都写不好毛笔字。

    1986年，农村学校搞集资建校，我们学校虽然有四百多个学生，教学器材却少得可怜——少先队没有旗架，体育课没有跳箱、单双杠。校长急得团团转，发动大家想办法。我想起小时候跟着做木工的舅舅学过手艺，就跟校长说：“这些器材我来做吧，不用花钱。”那年暑假，我没回家，在学校的杂物房里支起了锯子、刨子。天热得像个蒸笼，杂物房里没有风扇，我光着膀子干活，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滴在木头上，晕开一圈圈湿痕。手上被刨子磨出了水泡，挑破了敷点草药继续干。晚上，蚊子嗡嗡地叫，我点着蚊香，借着煤油灯的光打磨零件。开学前，旗架、鼓架做好了，跳箱、单双杠也组装好了，我还刷了一层红油漆，看起来跟买的一模一样。校长摸着崭新的器材，笑着说：“名君，你真是帮了学校大忙了！”我看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手，心里却暖暖的——能为孩子们做点实在事，再累也值。

    如今，我早已退休，可每当想起那段从教的日子，心里还是会泛起涟漪。那时候有委屈，有舍弃，有辛酸，也有过迷茫，可更多的是沉甸甸的幸福——是看到学生们考上初中时的欣慰，是拿到观摩课一等奖证书时的激动，是看着自己做的器材被孩子们用得开心时的满足。那段日子，教会我脚踏实地，教会我坚守责任，也让我明白：人生的价值，不一定非要通过考上大学来实现；站在讲台上，看着孩子们从懵懂走向懂事，从无知走向博学，同样是一种圆满。

（草于2016年11月22日雪夜，修改于2025年9月7日仲秋）

罗名君，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周至县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