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恨歌》
唐·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之作,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文学重构,更在于白居易通过"双重叙事"策略,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诗学文本。《长恨歌》的主题呈现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从历史维度看,诗歌开篇即以"汉皇重色思倾国"直指唐玄宗因宠幸杨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的政治责任。诗中"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的描写,暗含对杨氏家族权倾朝野的批判;"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则将国家动荡归因于帝王荒政。这种批判视角与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新乐府运动"补察时政"的文学主张。
然而,诗歌后半部分对李杨爱情的浪漫化书写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将帝王之爱升华为超越生死的永恒追求;"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仙界想象,更赋予悲剧以神话色彩。这种爱情颂歌与政治批判的并存,并非简单的矛盾拼贴,而是通过"长恨"这一核心意象实现主题的辩证统一,帝王因情误国的历史教训,恰恰成为爱情永恒性的反向证明。
这种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主题层面,更深入到思想内涵的深层结构。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描绘始终笼罩在伦理批判的阴影之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细节,既展现了爱情的炽烈,也暗含对帝王失职的谴责。这种矛盾在马嵬坡之变中达到高潮:六军逼迫玄宗赐死贵妃的场景,既是个人情感的悲剧,也是集体意志对个体欲望的压制。诗歌通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描写,将帝王的痛苦转化为对权力伦理的深刻反思——当爱情与责任冲突时,个体情感必须让位于政治秩序。
《长恨歌》对安史之乱的叙述打破了传统史书的宏大叙事框架。诗人将"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盛世图景与"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的逃亡场景并置,通过空间转换暗示王朝兴衰的必然性。这种重构在"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的对比中达到极致:物是人非的感慨背后,是诗人对历史循环论的隐晦表达,个体的爱情悲剧与王朝的命运轨迹形成互文,共同构成对历史无常的哲学思考。
白居易创造性地将史实与虚构熔铸于统一叙事框架。前半部分以"杨家有女初长成"至"马前死"的史实为基础,后半部分则通过"临邛道士鸿都客"的仙界寻觅展开浪漫想象。这种虚实结合并非简单的情节补充,而是通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时空跨越,将现实悲剧转化为对永恒之爱的追求。特别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回忆场景,以私密空间对抗公共历史,使爱情叙事获得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诗歌中的意象群具有鲜明的双重指向。以"霓裳羽衣曲"为例,这一意象既是盛唐文化的象征,也是帝王荒政的隐喻——当仙乐被"渔阳鼙鼓"惊破时,文化符号的破碎暗示着政治秩序的崩塌。而"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贵妃形象,则将美人泪转化为政治悲剧的视觉符号。这种意象的多义性,使诗歌在抒情层面与讽喻层面形成张力,增强了文本的解读空间。
《长恨歌》突破了传统叙事诗的线性时间模式,通过"现在—过去—未来"的三重时空交织构建立体叙事。开篇以"汉皇重色"定格历史评判,中间通过"行宫见月""夜雨闻铃"等场景回溯往事,结尾以"天上人间会相见"的仙界想象指向永恒。这种时空处理不仅服务于爱情主题的表达,更通过时间的非线性流动,暗示历史评价的相对性——当诗人将帝王之爱置于永恒维度审视时,政治批判的尖锐性被情感深度所稀释。
与《左传》《史记》等史书通过"微言大义"实施历史批判不同,《长恨歌》将讽喻意图隐藏于抒情叙事之中。诗人不直接评判李杨爱情的是非,而是通过"君臣相顾尽沾衣"的集体悲恸与"魂魄不曾来入梦"的个体绝望,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面相。这种"以情载史"的书写方式,开创了中国文学"诗史互证"的新传统。
白居易将民间爱情传说提升为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哲学命题。"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尾,不仅是对李杨悲剧的总结,更是对人类情感永恒性的思考。当爱情被置于"汉皇重色"与"安史之乱"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时,其超越性得到更深刻的体现。正是通过政治失败的映衬,个体情感的纯粹性得以凸显。
《长恨歌》的双重叙事模式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典范。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代洪昇的《长生殿》均延续了"政治悲剧+爱情颂歌"的叙事框架,但在历史评价与情感表达的天平上各有侧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题材选择上,更在于白居易开创的"以诗入史""以情观史"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文学处理历史题材的重要传统。
《长恨歌》的伟大之处在于白居易以诗人身份完成了对历史事件的诗学重构。通过"双重叙事"策略,诗歌既保留了历史批判的锋芒,又赋予爱情悲剧以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这种在真实与虚构、伦理与美学、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平衡艺术,使《长恨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罕见的"历史诗学"典范。重读再评这首长诗,依然能感受到诗人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历史真相的诗意追寻。这是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本诗评独家首发,选自史传统《再评唐诗三百首》第二辑:七言古诗。本书稿寻求合作出版商)
作者简介:史传统,诗人、评论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高级评论员,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著有评论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20万字)、评论集《再评唐诗三百首》(60万字),诗集《九州风物吟》,散文集《山河绮梦》、《心湖涟语》。发布各种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