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东元
第一次真切触摸中元节，是在我十二岁的暑假。那年我染了“打摆子”的病，恶寒发烧反复袭来，人在病中最易牵念亲人 ——妈妈已离开三年，我望着窗外的树影，突然格外想念周庄的外公外婆。周庄是妈妈的故乡，离县城十多公里，早饭后趁体温还平稳，我跟奶奶打了招呼，背着书包就踏上了路。
两个多小时的徒步，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发昏，直到看见外婆家那扇熟悉的木门，我才松了口气。外婆打开门见是我，眼眶瞬间红了，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泪水落在我肩头——她大抵是看见我，就想起了早逝的女儿。外公默默递来一杯凉开水，声音带着哽咽：“二十几里路，累坏了吧？”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正是农历七月十五，是被道教称作“中元节”、佛教唤作“盂兰盆节” 的日子，民间更习惯叫它“鬼节”“七月半”，也是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并列的传统四大祭祀节日之一。
外公家的堂屋分两间，客厅正墙挂着一幅“祖先”的长轴画，下方条几上整齐摆着两对木牌位，刻着外公祖父母与父母亲的名讳，中间的香炉因年月久了，早已辨不出原本的颜色。这场景让我忽然懂了，为何这天外公外婆的神情格外庄重—— 中元节本就带着祭祖与感恩的双重功能，孝文化是它的精神内核，是中国人对逝去亲人表达思念的特殊日子。
外公先是对着牌位恭恭敬敬拜了三拜，嘴里念着祈福的话，而后点上三炷香插进香炉，青烟袅袅间，一股清雅的香气漫开来。外婆端来四样菜：红烧肉、清蒸鸡、糖醋鱼，还有一碗青菜豆腐，都是祖先爱吃的家常味。外公在桌前摆上瓦盆，又在地上铺了小凉席，让我和舅舅跪下烧纸，一边烧一边念叨：“祖先保佑，合家平安。”
长大后，我才从书里知道：中元节的根脉藏着儒、释、道三家的影子——节俗始于儒家的秋尝祭祀，道教称这天是地官赦罪之日，要祭地官定人间善恶，佛教则受儒家影响设盂兰盆会，超度历代先祖。而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受宗法教义影响“重孝道”，才让这样的祭祖仪式在民间扎了根，像外公这样的普通人，或许说不出深层的文化渊源，却用一辈辈传下的仪式，守着对祖先的敬意。
纸钱快烧尽时，外公取来小酒杯，倒上自家酿的山芋干酒 “山干冲”，一连敬了四杯。敬完酒，他又从每样菜里夹出几块放进瓦盆，轻声说：“祖先尝尝，都是家里的菜。” 等瓦盆里的纸钱燃成灰烬，一大家子磕完头，外公才撤下供品。我们这才摆上桌椅，热热闹闹吃起午饭。那顿饭的滋味，我记了大半辈子。
光阴一晃六十年过去，外公外婆早已作古，我也从懵懂少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这六十年里，我经历了小学毕业、“文革”动荡、上山下乡、十年农村生活、回城后又打拼了三十五个春秋、退休后还接着干了八年，却再也没像十二岁那年，完整参加过一次中元节祭祖。但我从没忘过这个日子——哪怕没有仪式，每到农历七月十四或十五，我总会朝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念着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和妈妈的名字，有时手边没有酒菜，就倒一杯清茶，轻轻洒向远方。
在南方施工时，有一次应邀参加过中元节放河灯，还有放天灯。河灯都是莲花灯，天灯状似灯笼，两者相同之处是都是用纸做的，内置烛光。不同之处是莲花灯放在水里，天灯放飞到天空。那种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公园小湖里，放满了莲花灯，一片烛光，随着水波荡漾。放在天上的，随着热空气的膨胀，灯笼越飞越高。仿佛满天星斗。不管是莲花灯，还是天灯，放灯人都会在灯里写上对故去的亲人的思念，和对明天美好的向往。那天晚上，我放了两盏河灯，两盏天灯。写上了自己的念想和祝愿。
我知道，这样的念想不止我有。在汉字文化圈的诸国，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七月十四/十五祭祖的习俗，一直悄悄延续着。我们守着的不只是个人的回忆，更是一份能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
今年的中元节快到了，孩子们说都要回家来。我想着，要把十二岁那年在周庄的经历，把外公教我的那些仪式，把中元节里藏着的故事，好好讲给他们听。或许他们一开始不懂，但总会慢慢明白：这个节日不是迷信，是我们对亲人的念想，是刻在骨子里的孝，是该一代代传下去的温暖。
有诗为证：
七月盂兰风渐凉，青烟三缕绕高堂。
焚香暗合千年俗，纸帛轻飘万里长。
四盏琼浆酬祖德，一盘白菜保安康。
沧桑六秩初心在，故事新编世泽芳。
作者简介：
方东元，1954年出生于江苏沭阳。笔名：在海一方。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南师大中文专业；工商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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