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权力之路，始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诞生，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登基，终于嘉庆四年（1799年）的驾崩。这条跨越八十八年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更是一部清代皇权集中与制度演变的微观史。从储位博弈中的隐忍布局，到制度创新中的权力收束，再到权力交接时的精妙设计，乾隆以儒家圣君的姿态，完成了对绝对皇权的重构，却也在盛世的帷幕下埋下了制度僵化的种子。

储位博弈：从“九子夺嫡”阴影中破局

编纂《乐善堂文集》：以儒家圣君形象破解信任危机。康熙朝的“九子夺嫡”是清代历史上最惨烈的储位争夺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礽首次被废，引发诸皇子结党营私，甚至出现“八爷党”与“四爷党”的公开对立。这场长达十余年的内耗，不仅消耗了康熙晚年的精力，更让皇权陷入“合法性危机”，皇子们的争斗暴露了宗室对皇位的觊觎，也动摇了臣民对皇权稳定性的信任。

雍正即位后，为巩固统治，创设“秘密立储”制度，将传位诏书藏于“正大光明”匾后；通过《大义觉迷录》等文献，试图澄清自己“篡位”的谣言。然而，这些举措仅解决了程序合法性，却未彻底消除臣民对皇室争斗的恐惧。乾隆作为雍正第四子，自幼目睹父辈的残酷博弈，深知储位之争的破坏力。他选择了一条更隐蔽却更有效的路径：通过文化塑造，将自己包装成儒家理想中的“圣君”，从而消解臣民对皇位更迭的焦虑。

《乐善堂文集》的编纂，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环节。乾隆自幼熟读经史，尤好《论语》《孟子》，其诗文常以“仁政”“民本”为主题。雍正八年（1730年），他命人编纂《乐善堂文集》，收录自己从十三岁至二十二岁的诗文、奏疏与学术著作。这部文集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个人文学成果的展示，更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政治宣言。

内容设计：以“仁”为核心，强化儒家形象。文集开篇即引用《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将个人志向与儒家道统绑定。在《敬天法祖论》中，他强调“帝王之治，必本于天”，将皇权与天命结合；在《宽严相济论》中，他提出“治天下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既回应了康熙“宽仁”的治国风格，又为雍正的“严猛”政策辩护，巧妙调和了祖孙两代的政治遗产。

传播策略：通过赐书拉拢士人，构建舆论场。乾隆即位前，将《乐善堂文集》大量赐予朝臣与地方大员，甚至要求部分官员撰写读后感。这种“文化示好”迅速拉近了他与士人群体的距离。例如，翰林院编修陈宏谋在奏疏中称赞文集“体备经史，心存苍生”，暗示乾隆具备“圣君”潜质。通过这种软性渗透，乾隆在储位竞争中占据了道德高地。

效果评估：成功破解“九子夺嫡”信任危机。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驾崩，乾隆即位。与康熙朝的混乱不同，朝臣对乾隆的继位几乎无异议。这既得益于“秘密立储”的程序保障，更源于《乐善堂文集》提前塑造的“圣君”形象。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高宗（乾隆）之立，未闻有争，以其早著《乐善堂集》，示人以学，士大夫已先入为主矣。”

铲除鄂尔泰、张廷玉党争：即位后的权力清洗。乾隆即位时，虽已通过文化策略赢得士人支持，但朝堂仍存在两大隐患：以鄂尔泰为首的“满洲新贵”与以张廷玉为首的“汉臣集团”。这两股势力在雍正朝已形成对峙，若不及时遏制，可能重演“九子夺嫡”式的党争

鄂尔泰集团：满洲新贵的代表。鄂尔泰是雍正朝重臣，曾任云贵总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巩固了西南边疆。他因功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兼领兵部尚书，门生故吏遍布满洲贵族。乾隆即位后，鄂尔泰以“顾命大臣”自居，试图延续雍正朝的权力格局。

张廷玉集团：汉臣势力的核心。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两朝元老，主持修订《圣祖实录》《世宗实录》，并任军机大臣、吏部尚书。他深谙官场规则，通过“科举同年”“师生门生”等关系网，构建了庞大的汉臣联盟。雍正曾赐张廷玉“配享太庙”的殊荣，使其成为汉臣中的精神领袖。

乾隆的清洗策略：分而治之，逐个击破。第一步：表面尊崇，暗中分化。乾隆即位初期，对鄂、张二人均给予极高礼遇。他命鄂尔泰继续留任军机处，张廷玉则负责修订《清高宗实录》。同时，乾隆通过提拔讷亲、傅恒等年轻满臣，稀释鄂尔泰的权力；又以“汉臣需历练”为由，将张廷玉的部分职务转交汉臣新秀如汪由敦，逐步削弱其影响力。

第二步：制造矛盾，借题发挥。乾隆六年（1741年），御史仲永檀参奏张廷玉“泄露机密”，虽查无实据，但乾隆借此警告张廷玉“宜谨言慎行”。与此同时，鄂尔泰因“门生胡琨贪污案”被牵连，乾隆虽未深究，却公开表示“大臣当以身作则”。这些事件使鄂、张二人逐渐意识到乾隆的威慑，开始互相攻讦。

第三步：彻底清算，树立权威。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病逝，乾隆以“结党营私”为由，将其牌位移出贤良祠（清代表彰功臣的祠堂），并惩处其子鄂容安。张廷玉则因“配享太庙”问题与乾隆产生冲突——乾隆十年，张廷玉请求致仕，乾隆允准，但拒绝其配享太庙的请求。张廷玉竟派门生代为谢恩，引发乾隆震怒，最终被夺爵抄家。至此，两大党争集团被彻底瓦解。

清洗的政治意义：为皇权集中扫清障碍。通过铲除鄂、张党争，乾隆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消除满汉对立，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中枢；二是向朝臣展示“皇权不可挑战”的信号，为后续制度创新奠定基础。正如乾隆在《御制文集》中所言：“帝王之治，首在去私。”这场清洗，本质是乾隆对皇权绝对性的重新确认。

制度创新：从情报网到权力显微镜

密折制度升级：康熙的情报网如何成为乾隆的权力显微镜。密折制度始于康熙朝，最初是皇帝为获取地方动态而设立的秘密渠道。康熙允许部分亲信大臣直接上奏密折，内容涉及民生、官员劣迹甚至皇子动向。这一制度帮助康熙打破了“六部—督抚”的常规信息传递链，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康熙的密折制度仍存在局限性：密折上奏者多为满洲贵族或心腹汉臣，范围有限；密折内容多聚焦具体事件，缺乏系统性分析。

乾隆对密折制度的三大升级。扩大上奏范围：从“精英”到“中层”。乾隆即位后，将密折上奏权下放至更多中低级官员，包括知府、道员甚至部分知县。据《清史稿·职官志》记载，乾隆朝密折上奏者达千余人，是康熙朝的三倍。这一举措使皇帝能直接掌握地方基层动态，例如某县发生饥荒，知县可通过密折直接奏报，无需经过督抚层层转呈。

规范密折内容：从“事件”到“分析”。乾隆要求密折不仅报告事件，还需附上奏折者的分析。例如，某地发生民变，密折需说明起因、参与人数、地方官应对措施，并预测后续影响。这种“事件+分析”的模式，使密折从单纯的情报工具转变为决策依据。乾隆曾批示：“密折之要，在察实情、明利害。”

建立反馈机制：从“单向”到“互动”。康熙的密折多为“一次性”奏报，乾隆则要求部分密折需“跟踪反馈”。例如，若某折报告某地河道隐患，乾隆可能批示：“着巡抚派员详查，三日内复奏。”这种互动模式，使皇帝能实时监控地方事务的处理进度，进一步压缩了官僚系统的自主空间。

密折制度的政治效应：皇权对官僚系统的全面渗透。通过密折升级，乾隆将皇帝的“耳目”延伸至帝国每个角落。官僚系统逐渐形成“对上负责”的思维。地方官的政绩评价不再取决于上级督抚，而直接取决于皇帝通过密折获得的印象。这种变化强化了皇权的绝对性，却也导致官僚系统趋于保守，因官员为避免密折“告状”，往往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军机处绝对化：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与皇权集权。军机处创设于雍正七年（1729年），最初是为处理西北军务而设的临时机构。雍正十年（1732年），军机处正式成为常设机构，负责起草诏令、参与决策。然而，雍正朝的军机处仍与“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早期由满洲贵族组成的决策机构）并存，皇权尚未完全集中。

乾隆的集权步骤：从“共治”到“独裁”。第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乾隆即位后，逐步减少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事范围。例如，原本需会议讨论的“边疆用兵”“重大人事任免”等事项，逐渐改由军机处单独处理。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下令：“议政王大臣会议，今后仅议‘祖宗旧制’相关事宜，其余事务概由军机处承办。”这一规定实际剥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权。

第二步：提升军机处的地位。乾隆通过扩大军机处成员范围、提高其品级，强化其权威。军机大臣原为兼职，乾隆将其改为专职，并规定必须由一品大员担任。同时，乾隆允许军机大臣直接进入养心殿，与皇帝面议机要，这种“密议”模式使军机处成为皇帝的“私人智囊团”。

第三步：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正式下诏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职能完全由军机处承接。至此，清代前期“满洲贵族共治”的格局被彻底打破，皇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

军机处绝对化的影响：效率与专制的双重性。军机处的集权，使乾隆能直接掌控帝国每个角落的决策。例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云南巡抚刘藻因谎报军情被乾隆通过军机处密查，仅用半月即被革职查办。这种高效源于皇权对官僚系统的绝对控制，却也导致制度僵化，所有决策均依赖皇帝一人，一旦皇帝能力不足或决策失误，整个帝国将陷入危机。

权力交接：退位背后的政治算计

乾隆六十年退位：规避“康熙六十一年魔咒”与维系“十全老人”形象。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八十五岁的乾隆在圆明园召见皇子、皇孙与军机大臣，宣布次年正月初一退位，传位予皇十五子颙琰（嘉庆帝）。这一决定看似突然，实则蕴含深刻的政治动机。

规避“康熙六十一年魔咒”。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清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乾隆早年曾立誓：“若天眷佑，在位六十年，即当归政。”这一誓言既是对祖父的尊重，也暗含对“超长统治”可能引发危机的警惕。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分析：“高宗（乾隆）以六十年为限，实恐步圣祖（康熙）后尘，致后世诟病。”通过主动退位，乾隆避免了超越康熙的道德风险，也向臣民展示了“不贪恋权位”的姿态。

维系“十全老人”形象。乾隆晚年自诩“十全老人”，将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等十次战役列为不世之功。然而，这些“武功”背后是财政的濒临崩溃与民生的困苦。乾隆六十年，白莲教起义已在陕甘地区萌芽，若继续在位，可能面临“盛世崩塌”的指责。退位后，乾隆以“太上皇”身份继续掌控朝局，既能享受“十全老人”的历史评价，又能将治理危机转嫁给嘉庆，可谓一举两得。

太上皇训政三年：对嘉庆朝的政治影响。乾隆退位后，并未真正放弃权力。他通过“训政”制度，继续主导帝国决策，直至嘉庆四年（1799年）驾崩。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被称为“二元君主制”——表面上是嘉庆帝执政，实则乾隆通过军机处与密折系统，牢牢掌控实权。

训政的具体形式：从“日常政务”到“人事任免”。乾隆规定，嘉庆每日清晨需至养心殿请安，奏事均需“恭聆上谕”。所有重要诏令，均由乾隆口述，嘉庆记录后以“皇考敕旨”名义发布。例如，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白莲教起义爆发，乾隆直接任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嘉庆仅能附和。在人事任免上，乾隆更是一手遮天，他通过密折系统监控官员表现，直接决定升迁贬谪，嘉庆甚至不知部分官员的调动原因。

训政的政治影响：嘉庆的“傀儡”处境与官僚系统的分裂。嘉庆即位初期，朝臣普遍将注意力集中于乾隆，而非新帝。例如，军机大臣们每日先至养心殿向乾隆汇报，再至嘉庆处复述，形成“两宫议政”的荒诞局面。这种分裂使嘉庆难以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只能依赖乾隆留下的旧臣如和珅。直至乾隆驾崩后，嘉庆才通过惩处和珅，逐步巩固统治。

训政的深层逻辑：乾隆对权力的终极执着。乾隆的训政，本质是对“失控”的恐惧。他晚年目睹法国大革命爆发、美国独立，深知外部世界剧变可能冲击清王朝。通过训政，他试图确保帝国按自己的意志运行，哪怕退位后仍不放手。这种执着，既体现了帝王对权力的天然渴望，也暴露了专制制度下“人亡政息”的必然困境。

乾隆从皇孙到太上皇的蜕变，是一部关于权力集中与制度演变的教科书。他通过文化策略破解储位危机，以制度创新强化皇权，又用退位与训政完成权力交接的“软着陆”。然而，这种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埋下了清代衰落的种子，官僚系统趋于保守，制度僵化难以应对外部挑战，最终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崩塌。乾隆的故事告诉后世：权力的登顶或许需要智慧与手腕，但权力的维系，终究离不开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感知。当帝王沉迷于“圣君”形象与绝对控制时，帝国的危机，或许已悄然降临。（本书寻求出版合作商）

作者简介：史传统，诗人、评论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高级评论员，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著有评论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20万字）、评论集《再评唐诗三百首》（60万字），诗集《九州风物吟》，散文集《山河绮梦》、《心湖涟语》。发布各种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