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强化中央集权

设立军机处：加强皇权，提高行政效率，实现政务的快速处理。雍正帝即位之初，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严峻的统治挑战。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提高行政效率，确保政务能够得到快速且有效的处理，雍正七年（1729 年），雍正帝果断设立了军机房，后于雍正十年（1732 年）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朝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此之前，清朝的决策机制相对分散，权力分散于内阁及六部等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效率和统一性。而军机处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控之下，军机大臣均由皇帝钦定，他们只能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没有任何独立的决策权。

从组织结构上看，军机处机构简单，人员精干。其成员主要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组成。军机大臣通常为三至五人，负责重大决策的商议和传达皇帝旨意；军机章京则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如文件起草、整理和传达等。这种精简高效的组织架构，使得军机处能够迅速响应皇帝的指令，高效地处理各种政务。

在实际运作中，军机处实行“跪受笔录”的制度。皇帝的旨意通过口述传达给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们跪在地上聆听，然后将皇帝的旨意记录下来，再传达给相关部门执行。这一制度确保了皇帝的意志能够原汁原味地得到贯彻，避免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和延误。

军机处的设立，极大地加强了皇权。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掌控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使得国家的决策更加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同时，军机处的高效运作也提高了行政效率。以往需要多个部门协调才能完成的事务，如今通过军机处可以迅速得到处理。例如，在军事方面，军机处能够及时传达皇帝的军事指令，协调各地军队的行动，为清朝的军事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处理紧急政务时，军机处更是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腐败，实行“耗羡归公”，改善官员作风。康熙末年，吏治腐败成为清朝统治的一大顽疾。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滥用职权，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也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不稳定。雍正帝深知吏治清明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因此即位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整顿吏治。

严惩贪污腐败是雍正帝整顿吏治的首要任务。他加大了对贪污案件的查处力度，设立了会考府等专门机构，负责对财政收支和官员的经济问题进行审计和监督。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行为，雍正帝绝不姑息迁就，无论其职位高低、功劳大小，一律严惩不贷。例如，对于一些贪污数额巨大的官员，雍正帝不仅将其罢官抄家，还会处以极刑，以起到震慑作用。

除了严惩贪污腐败，雍正帝还实行了“耗羡归公”制度。“耗羡”是指地方官员在征收赋税时，以弥补火耗、损耗等为由，额外加征的部分。在康熙时期，耗羡的征收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地方官员往往肆意加征，中饱私囊，导致百姓负担沉重。雍正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下令将各地的耗羡统一收归中央，然后再由中央按照一定的标准拨给地方官员作为养廉银。

“耗羡归公”制度的实施，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由于耗羡收归中央，地方官员无法再从中谋取私利，从而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其次，该制度改善了官员的作风。养廉银的设立，使得官员们有了合法的经济来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从而减少了他们贪污受贿的动机。同时，雍正帝还通过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和监督，鼓励官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使得官员们的整体作风有了明显的改善。

经济政策：改善财政状况

推行“摊丁入亩”：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在清朝前期，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人头税的征收存在着诸多弊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但他们仍然需要缴纳人头税，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负担愈发沉重。同时，人头税的征收也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往往隐瞒人口，导致国家无法准确掌握人口数量，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合理规划和资源配置。

雍正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于雍正二年（1724 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制度。“摊丁入亩”是指将固定的人头税按照土地数量平均分摊到田赋中，统一征收。也就是说，拥有土地的农民按照其土地的多少缴纳赋税，而没有土地的农民则不再缴纳人头税。

这一制度的推行，对于农民和农业经济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农民来说，“摊丁入亩”减轻了他们的负担。那些没有土地或土地较少的农民，不再需要承担沉重的人头税，生活压力得到了缓解。而对于拥有土地的农民来说，虽然他们需要按照土地数量缴纳赋税，但由于人头税的摊入，赋税的征收更加合理和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从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摊丁入亩”制度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可以购买更好的农具、种子和肥料，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该制度也促进了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开发利用。由于人头税的取消，农民不再因为担心承担人头税而不敢开垦荒地或转让土地，这使得一些闲置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面积。

改革盐铁官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商业繁荣。盐铁官营是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盐铁等重要物资的控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原有的盐铁官营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盐业方面，官府对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实行严格的管制，导致盐的流通不畅，价格居高不下，不仅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铁业方面，官营铁厂的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雍正帝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对盐铁官营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盐业改革方面，雍正帝采取了多种措施。他整顿了盐务管理机构，加强了对盐商的监管，打击了私盐贩卖活动。同时，他还对盐的产销制度进行了调整，实行了“引岸制”的改革。引岸制是指盐商必须向官府缴纳一定的盐课，领取盐引（销售许可证），才能在指定的地区销售盐。通过这一改革，盐的流通更加有序，盐价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国家的盐课收入也大幅增加。

在铁业改革方面，雍正帝鼓励民间开办铁厂，放宽了对铁业生产的限制。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业领域，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官府还对铁业生产进行一定的扶持和引导，如提供贷款、减免税收等，促进了铁业的发展。

盐铁官营制度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方面，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盐课和铁课作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改革后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商业也得到了繁荣。盐铁等物资的流通更加顺畅，价格更加合理，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和贸易的发展。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商业活动日益活跃，推动了清朝经济的整体发展。

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实行“火耗归公”：减少地方官员的额外剥削，惠及百姓。“火耗”是指地方官员在征收赋税时，将碎银熔铸成银锭过程中所产生的损耗。在康熙时期，地方官员为了弥补这一损耗，往往在正税之外额外加征一部分费用，这就是所谓的“火耗”。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火耗的征收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地方官员常常以火耗为名，肆意加征，中饱私囊。这使得百姓的负担愈发沉重，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不满。

雍正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行了“火耗归公”制度。如前文所述，该制度将各地的火耗统一收归中央，然后再由中央按照一定的标准拨给地方官员作为养廉银。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百姓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火耗归公”减少了地方官员对百姓的额外剥削。由于火耗收归中央，地方官员无法再以火耗为名随意加征费用，百姓在缴纳赋税时只需要按照规定的标准缴纳正税，负担得到了明显的减轻。其次，该制度改善了百姓的生活状况。减轻赋税负担使得百姓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投资，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例如，百姓可以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更好的生活用品，改善居住条件；也可以用于购买农具、种子等，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收入。

推广新作物：引进并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缓解粮食问题。在雍正时期，清朝的人口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然而，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和农业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粮食产量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粮食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为了缓解粮食问题，雍正帝积极引进并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番薯和玉米原产于美洲，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生长周期短等特点。雍正帝了解到这些作物的优势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种植。

政府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农民种植番薯和玉米。官府向农民免费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指导，帮助他们掌握新作物的种植方法。对于种植番薯和玉米的农民，官府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如减免赋税、提供贷款等，提高了农民种植新作物的积极性。

番薯和玉米的推广种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增加了粮食的总产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同时，由于番薯和玉米可以在一些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它们的种植也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此外，番薯和玉米还可以作为饲料，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水平。

雍正帝在治国理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与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在经济上改善财政状况，促进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在社会上关注民生，减轻百姓负担，缓解粮食问题。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为清朝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寻求出版合作商）

作者简介：史传统，诗人、评论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高级评论员，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著有评论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20万字）、评论集《再评唐诗三百首》（60万字），诗集《九州风物吟》，散文集《山河绮梦》、《心湖涟语》。发布各种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