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宛若一本书，每个人都在以日复一日的步履秉笔书写，忠实地记录着生命的轨迹。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后，以及“九三”大阅兵庆祝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前夕，我人生的这本书，很自然地翻到了“康西瓦”这一页。

       康西瓦，坐落于昆仑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交汇的万山深处，海拔4280米。那里有高原湿地和页岩盐层，藏羚羊、野狼和牦牛群不时出没。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期间，这里曾是西线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反击战中牺牲的八十七位烈士，至今仍长眠于康西瓦北坡的冰峰之下。

       我所在的医院在战时担任康前指临时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与边防官兵结下了深厚情谊，对“面向部队、面向基层、面向边防”的军队卫生工作方针，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与认同。

       1967年，我被派往该医疗站驻防。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的医疗站还有三个邻居：兵站、新藏公路养路段和空军导航台。那时正值“运动初期”，但我们野战医院不论在山上还是山下，一律以战备训练和正常医疗工作为主，不开展“四大”。那不是我第一次上山。1965年，我曾参加中印边境重大战略军事行动（内部称“佯动”），随部队进入阿里防区。虽然因过度劳累患上高原肺水肿，但仍坚持完成任务。相较之下，康西瓦的海拔对我已不算什么。

       在医疗站，我们除了为往返换防的部队提供医疗保障，还定期为周围的单位巡诊。那时不分陆军空军、部队地方，大家都亲如一家，连各家的看门狗见了我们都摇尾巴。兵站不仅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还管理着远处山沟里的武器库和粮库，那些管理人员也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当然，收治伤病员、奔赴前卡抢救危重病人，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1967年岁末的一天，我们接到紧急通知：空喀山口一名战士胃出血，生命垂危。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天地白茫一片。但对白衣战士而言，病人就是命令，再艰险也要履行使命。我们迅速组成抢救小组，由站长郭叙义带队，我、护士吴佩莲和驾驶员何振英立即出发。

       

       通常医疗站一年换防一次，但我们这一批却驻守了一年零八个月。原因是上级通知，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接见各边防部队代表，医疗站也有一个名额。大家推举站长郭叙义作为代表，并获得批准。但接见时间因战备紧张等原因一再推迟，于是全体人员一致要求延长守防时间，以迎接那光荣的时刻。然而最后，代表虽已抵达乌鲁木齐准备进京，上级却突然下达紧急战备任务，代表中途返回，此事再无下文。

       我们延长守防的这段日子，也见证了一段历史：鉴于康西瓦海拔高、生活条件差，且非指挥部所在地，不利于伤病员康复，上级决定将医疗站迁至八十多公里外的三十里营房。搬迁工作正是由我们这一班完成。如今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广为人知，但她在康西瓦坚守的五载岁月，却鲜有人知晓。

       那时，站领导三十多岁，我们才二十出头。如今常有人问：在昆仑山待一年八个月，不寂寞吗？可当时的我们，正如一句歌词所说：“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寞。”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亲如兄弟姐妹，同甘共苦、团结一心。除了完成医疗任务，我们还去山沟挖盐，一挖就是一卡车，除了自用，还供应山下医院食堂和各家各户；我们去打红柳枝当柴火，在湿地水沟里捕小鱼，自己养猪、种青稞、养蒜苗改善生活。那时我们还要做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不仅自己跳，还去兄弟单位教大家跳。喀拉喀什河——内地称为墨玉河——从站旁流过，我们用清冽的河水清洗医疗器械、病房被单，也洗自己的衣服。

       后来人或许觉得我们有些“傻”，对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也有不同看法，但在我心中，这一切始终纯粹如初——那是边防战士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表达忠诚的方式。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却过得充实、有意义。这就是如今，我回首人生之书、翻至“康西瓦”这一页时的最深感触。

雪域苍茫，精神长存。

惠玲玲 张新荔

张培良 汝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