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偶然还是有什么契机?
刘剑锋:或许天生就这样吧,父母给的,我感恩他们。小时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喜欢琢磨和想象联想,一个是喜欢书。喜欢琢磨,看到一幅画,会一直盯着看半天,记得我家小小的一间土屋子的墙上,过年时父亲买了一幅四扇屏的国画,画的是山水、高山、峡谷,我盯着它看了好多年,看着画我的想象就被拉到无尽远,去想象山水之外的地方和人,而且想象得比画上的更美。喜欢书是天生的。我上小学是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最渴望就是能够得到一本书,历史、地理什么书都行,管他看得懂看不懂,都看。
记 者:哪些书对你走上文学道路影响比较大?
刘剑锋:这个比较模糊。因为那个时候书少,有书看就不错了,小学时大多就是小人书,比如《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记得父亲从单位带回了一本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后来到了四五年级吧,得到了一本长篇小说《雁鸣湖畔》和当时被视为“毒草”的《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刚》之类,也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再后来自己买了一本《敌后武工队》,更是痴迷。之所以这么反复地读,一是因为实在没有更多的书让你读,再就是那时对书中的一切是那么痴迷,哪怕读一百遍也是新鲜的。越读书,就越有表达的欲望,而且,我觉得别人能写自己为什么不能写,就偷偷的写,竟然写起抗日题材的小说,偷偷拿给我的小伙伴看,竟然把他们迷住了。或许,这个时候,文学种子已经种下了。
1978年我上高中正迎来了中国文学复苏和空前的繁荣时期,《当代》《十月》等大刊名刊纷纷创刊发行,一大批优秀作品纷纷面世,那时候我上学的古城小镇上的新华书店里就有这些杂志和书,我省吃俭用买这些书和杂志,简直有些玩命一样,用疯狂来说一点都不过分。那时候读书遇到自己喜欢的句子段落,就抄下来,因为大多的书是借来的,得还啊。那时候穷啊,有几毛钱还要买书买杂志,没钱买笔记本,就买些白纸裁成32开的,装订成笔记本,在上面抄。因为喜欢读书,就喜欢写写画画,而且同样疯狂。我的作文永远比任何人都写得好,考试根本就不用打草稿,挥笔就写,一篇文章常常一气呵成,高考也是这样。
真正接触到外国文学,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简直是叫我要疯了的小说。后来读到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一直以为李国文是中国作家里文字功夫最深的作家,他的语言极富诗性和磁性,那简直就是流动的诗,而且他的这部小说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能够打破时空来架构小说的作品,把意识流中国化,对我启发很大。当然还有张贤亮、阿城、张承志的作品。
所以,可以这样说吧,凡是我读过的作品,对我影响都比较大。
记 者:真正觉得你要走文学之路是什么时候?
刘剑锋:那是大学时代。那时候中文系搞征文比赛,我的《萋萋山种草》获得一等奖,对我鼓舞很大。但那个时候疯狂痴迷于诗歌。尤其是迷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那种奔放豪壮、情感充沛、无拘无束的诗歌表达,或许恰好与我的性格契合吧,于是就玩命地读,并且大量地写这样的诗。后来又读到国内著名诗人诸如北岛、舒婷、叶文福他们的,觉得诗歌更能够承担起文学的使命,更能够发挥和实现对现实人生的影响力,所以,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诗歌方面。后来大学毕业,依然喜欢诗歌,还连续多年参加《诗刊》举办的“诗歌刊授学院”。
记 者:但是你第一次发表作品却是小说?
刘剑锋:是的。疯狂迷恋诗,但是写的诗装到信封里给报刊投去,都是泥牛入海,渺无音讯。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诗歌的迷恋。在写诗的同时,我开始写小说。记得是1988年吧,我的第一篇小说叫作《为了这条路》,写出来以后胡乱投到广州的一家报纸上,结果一个月后便接到样报,还得了30元的稿费。那个时候我的工资也就70多块钱吧,高兴地不得了。于是,有意转向小说散文创作。
记 者:你的创作主要放在小说方面,一经起步,起点就非常高。
刘剑锋:也可以这么说吧,这得益于我对诗歌的疯狂吧。虽然热爱诗歌,但是诗歌小说作品都是我大量阅读的,有积累。再一个,诗歌是个特殊的文学体裁,它对你的思考力、想象力、概括力、语言表达力、表达技巧都是难得的锤炼,这也为我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发表第一篇超过万字的小说是1989年发表在《西北军事文学上》的《血祭》。从《血祭》之后,我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发表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杂志,比如《青年作家》《莽原》《芒种》《飞天》《十月》《花溪》等等,尤其是《青年作家》,那时发行量、影响力都比较大,我在上面发表过许多小说。
记 者:你觉得你的小说最重要的是哪些?
刘剑锋:这么说吧,我写小说从来都是认真的,都想把它写成我以为的精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作家文友们品读。所以,凡是发表出来的,我以为都是我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包含着我的小说理想,我的小说从来不想重复自己,有意从不同角度去探索。
客观上来说,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纸上爱情》《狗埚的演员生涯》等几部中篇。《纸上爱情》发表后,被《作品与争鸣》转载,两位评论家发表了评论文章评论,在全国产生影响。后来,这部小说还与王安忆、池莉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一起收入到一本由今日出版社出版的《我爱比尔》的书里。另一部中篇小说是《狗埚的演员生涯》,在《长江文艺》头条发表后,即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记 者:一些评论家认为你的小说充满了诗意、而且充满了现代意味,你的小说创作追求是什么?
刘剑锋:我是受传统文学理论影响较深的人,我以为文学必须是严肃的,必须承担自己的使命。因此,我的小说有以下几方面的追求:
一是题旨开掘方面,一定要具备足够的思想和思考的浓度和高度,一定要揭示社会人生中的重要的甚至是重大的课题,作品必须是厚重的,浓烈的,耐人咀嚼的,有时候甚至是多向思考的。
二是在小说结构方面,我受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的影响大一些,我的小说结构一定要追求“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的情节构建,这属于小说技巧方面的,更是小说艺术必不可少的。
三是在文本建构方面,感悟并汲取外国小说现代意味。我以为既然写的是现代小说,必须具备现代的特质,要新颖、独到,不想落入传统小说的写作窠臼里,不太喜欢传统小说的按部就班,觉得没有新意,当然也就缺少探索品质,不是我想要的。
四是在小说语言方面,这是我特别在意的。我的追求是,小说语言首先是属于你的“这一个”, 是不可复制的。那么我追求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新和奇,必须是新颖独到的小说语言。或许是受外国文学影响吧,我的小说语言包括我的散文诗歌都一样,语言欧化一些,不同于别人的表达,我最忌讳的就是大白话、直白的、平铺直叙的。二是美,小说语言必须要美,高雅、新美,流丽舒畅,如河流一样奔流,形成自己的气场,这是读者阅读愉悦的需要,更是我对小说语言的基本要求。
五是文本诗意方面,这或许是诗歌对我的影响吧。记得《青年作家》编辑王雪杉在编我的小说时,就曾说我的小说是充满诗意的,很美,有着诗一样的意境,耐人寻味。我最喜欢徐则臣的小说语言,新颖流畅,那简直就是诗的句子,诗的境界。其实中国凡是写诗出身的小说家,他们的语言都充满了诗意的表达,诗一样的句式,诗一样的意境,诗一样的内涵,这就是你说的我的小说富有诗意的原因吧。
六是语言规范方面,我学的是中文,现代汉语是必修的课程,我的汉语功底还比较扎实吧,工作以后在中专师范学校教的又是写作、阅读和现代汉语,所以特别看重语言的规范,主谓宾搭配,用词的准确等等,都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我尤其对那些生造词、随意拆解固定词语的行为深恶痛绝;我更不喜欢那些把语言的疙疙瘩瘩、没有语法、语句不通、前言不搭后语作为什么个人特点或特色,极其不理解,也非常排斥。用汉语写作,就必须要遵循汉语的使用规律和规范,生造词、有谓语没主语、定状搭配不当等等,我以为都是小说语言之大敌。
这就是我的小说创作的感受。
记 者:你的散文创作占了你整个创作的很大一部分,为什么?
刘剑锋:是这样的。从篇数上来看,散文或许还要比小说更多。任何作家没有不写散文的,而且都写出了非常优秀经典的作品。所以,对我来说写散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散文这种体裁非常好,它非常自由,非常美,富有诗意,也非常适合表达,而且还能够发挥你的文学作为。但是要写出好的散文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和小说一样讲结构,讲意境,甚至比小说更讲究境界的开掘,诗意的表达,精美的结构。而且,在散文创作中我同样坚持一贯的文学主张,文学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不能玩游戏,最好不要弄一些小情小调,弄些无病呻吟的吟花弄草的文字,或者干巴巴、假叽叽地喊一些亲情、乡情之类的,比如我的父亲母亲怎么辛苦,怎么勤劳,我的家乡怎么美之类的。我们要挖掘出更多的能够触及社会人生乃至人性心灵的东西。
记 者:再说说你的诗歌吧。
刘剑锋:发表诗歌是发表了小说散文并有些成就之后的事情。后来写起了小说散文,就很少写诗,现在似乎更少。我写诗歌大多是被逼的,比如约稿,再比如一些大型活动,都是逼着你来干。不过这样也好,写了一些诗,尽管没有了过去对诗歌的那种疯狂,但是,诗歌是另一种方式的表达,是更为洗练、凝练、概括的表达,它对你的想象力、概括力、语言操持力都是一种考验。我的长诗《托在掌心的西部》还曾获得过“陕西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这是我第二次获得报纸副刊好作品奖,第一次是获得“中国作协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那是一篇散文《父亲》发表在《法制日报》上。
记 者:你是作家当中少有的多才多艺的,做电视节目、做主持,是个不折不扣的电视人,从事电视工作是不是对你的创作影响较大?
刘剑锋:我从事电视工作到现在已经近30年了。要说影响嘛,不是影响较大而是影响极大。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在电视台做节目,一周一期,要出去采访,要写稿,要主持,还要录音,一周的时间除了教学,几乎都交给了电视,哪里有时间坐下来写作。而那个时期正是创作的黄金期。商洛的作家朋友们都说惋惜了。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创作还在持续,只是少了。而且,我在电视上也是很有收获的,几十年来,电视作品获奖很多,全国性的、省市的,林林总总,什么新闻奖、金鹰奖都获得过,《红色记忆》系列纪录片之一《红二十五军长征》曾在全国获得过一等奖,获得国家20年纪录片经典提名奖。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义,那就是摄影。是我在影像艺术创造方面的重要实践。如后来我任撰稿和编导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洛惠渠》《商山四皓》,都让我的影像追求得以实践,感到很欣慰。拍电影也是我的梦想。做电视,让我这个梦也实现了。近年来,任编剧、导演推出一系列作品,如电影《山村菊香》获陕西首届青年微电影大赛一等奖,电影《赵家的婚事》获全国十大情感类节目奖,电影《青莲》被省纪委评为“廉洁微电影”三等奖。这都是文学之外的收获吧。
记 者:现在我们再来说说你正在连载的长篇系列散文《千里走洛河》吧。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几十万字的大部头?
刘剑锋:一条河流就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的长卷,就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命运,她博大精深,生生不息。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忽略他所面对的河流;任何一个作家面对一条河流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感恩,更有一种抒写她、歌唱她、记录她的使命。因此,我必须要抒写养育了我的洛河,这是我作为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洛河是商洛唯一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要说商洛的河流,无论是从自然地理、地域、历史还是她所承载的文化、地位,洛河都是最重要的一条河流,甚至在陕西、在中国,洛河都是一条有着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的河流。洛河与黄河创造了中华民族最悠久最灿烂的文明——“河洛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华夏文明的滥觞。这条清澈的河流在孕育了斑斓多姿的山水田园的同时,也替我们保存着华夏民族幽远的记忆,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洛河文化在商洛乃至陕西历史人文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那么对于这样一条价值非凡的河流,作为作家,我更有抒写她、挖掘她、呈现她、传播她的使命。这是我写《千里走洛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要为人们认识洛河、研究洛河、发掘洛河提供最全面、最可靠的资料,弘扬河洛文化,传播河洛文明。
第二个原因,通过洛河来写洛南。洛河的历史与现实就是洛南的历史与现实。洛河是洛南人民的母亲河,我要通过对洛河的抒写来全面挖掘和呈现洛南这片土地的历史沧桑、风云变幻,揭示洛南的古今、洛南的风情以及历史变迁,为人们了解和认知洛南提供一个生动的、优美的、信息量充沛、可读性强的权威读本。
第三个原因,出于感恩。我祖籍是丹凤,但是我的父母和我都是喝洛河水长大的,洛河就从我老家屋子前流过。我必须要感恩这条河流。洛河是我作品中一个从来没有缺席的背景。作为受她恩惠的作家,不给洛河留下一点文字,那是不知道感恩、不敬。
因此,我十多年前就开始这方面创作。我的写作初衷是为洛河立传,从生态、历史、人文、古今人物、民俗风情、经济社会发展等全方位反映洛河古今风貌,使河洛文明在历史新的坐标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使《千里走洛河》成为一条河流的百科全书,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记 者:《千里走洛河》连载几年来,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全国各地的媒体广为转载和传播,你来说说产生这么大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
刘剑锋:《千里走洛河》连载以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也出乎我的预料,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媒体平台均予以转载、转发和传播,不仅在大陆产生影响,而且传播到海外,比如香港、英国、加拿大等。我也因为这部作品在全国产生极大反响,被评为“全国2017年度十大爱故乡人物”。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想有以下原因吧:
一个是,因为人们对洛河陌生因而感到新鲜。中国和世界都知道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河是黄河,那么洛呢?估计许多人并不一定清楚。现在,我把洛河神秘面纱一点点揭开来,人们会说,哦,原来“河洛文化”的那个“洛”——洛河,竟发源于陕西商洛的洛南,她原来是这样一条河流,所以人们就想通过我的文章来了解她、认识她。
二个是,出于当下人们对于河流与人亦即自然与人相互影响和滋养的共生关系的关注吧。自然生态的现在以及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深刻关注和深入研究,良好的生态意味着人类美好的未来。《千里走洛河》首先是从一条河流入手的,其生态状况是文本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千里走洛河》关注和呈现的,恰恰是人们所关注的。
三个是,或许是出于我对文本创作尝试的成功。在结构上,这部书基本建构是空间的,即从洛河源头开始写起,顺流而下,能够使人们有清晰的空间感;在表现形式上,我采取的是散文的体制与笔法,我严格以散文自由而凝练的体式,以文学严谨、优美以及诗性的笔法来写作,从整体上看是一条河流的大文章,拆解开来是一篇篇精美的、可读性很强的独立散文,有描写、有想象、有叙事、有抒情、也有理性的思考;有山水,有历史,有文化,有风情,有民俗,有事件、有人物、也有细节,我努力使她能够摇曳生辉,多姿多彩,爱文学的读到文学,爱历史的读历史,爱山水的读山水,爱风俗的读风俗,满足各个不同受众的需求。
四个是,或许因为我真实、厚重、严谨的非虚构写作追求吧。我所追求是以文学非虚构的书写,来实现一条河流的历史与现实的意义生成。在写作中,我选择的是写志的方式,笔下所写的必须是真实的、厚重的,实地采访、实地调查,有实证,有史料,且有情怀,山水与人、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地理、民风与民俗等等交织、融合在一起,既写出一条河流的美丽与沧桑,又展示人与河流、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全面而深刻的对话。我的想法是,我就是要为洛河来立传,使之成为洛河的“百科全书”,为后人留下关于我所知道的洛河一切,让后人可以较为便捷地在我的书中触摸到洛河,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可靠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同时又是可读的,新鲜的。
这些既是我的写作《千里走洛河》的追求,也是这部书能够让人们所喜欢和肯定得原因吧。(记者: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