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灭佛，又称为“建德毁佛”，是“三武灭佛”之一。指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建德年间，在经过多次辩论之后，周武帝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令在当时佛教盛行的北周罢斥佛教道，从而在全境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佛像全都被毁，寺庙被收为国有，寺僧均被勒令还俗。同时道教也遭到削弱。

北周武帝宇文邕（543年—578年），是南北朝时期北周第三位皇帝。字祢罗突，鲜卑族，祖籍代郡武川（今陕西大荔），生于同州。他是北周奠基人宇文泰第四子，其母为文宣皇后叱奴氏（叱奴太后）。

唐中叶以后，诸皇帝大都信佛。宪宗遣使赴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还京，更轰动朝野，瞻礼者万人空巷。自安史之乱后，藩镇连年混战，均田制被破坏，中央财政日益匮乏。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赋役日益加重，于是纷纷出家入寺，借寺院以逃税者渐多。

唐代寺院本身拥有大量土地。贵族扩充庄园，也多与寺院僧人相勾结，如此则更不利於国家保证经济收入。

宇文邕自幼聪明有远识，性格果决，有智谋。十二岁时被封为西魏辅城郡公。周孝闵帝宇文觉继位时拜为大将军。武成二年（560年），权臣宇文护（为宇文邕堂兄）派人毒死周明帝，立十七岁的宇文邕为帝，自己掌握着朝政。

幼帝于文邕施韬晦之计，隐忍13年，于建德元年（572年），设计诛杀权相宇文护，亲掌朝政。后继续推行均田制，改进和发展府兵制，将府兵指挥权从中外都督诸军事府收回由皇帝掌握。并开始招募均田户农民充当府兵，扩大兵源，充实军事力量。建德六年（577年），率军乘胜围北齐都城邺，一举攻陷邺城，俘北齐后主父子，统一北方。

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亦循例事佛，但他更重视儒学。天和二年（567年）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改宗道教的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由于此论深合皇帝心愿，随之展开了一场灭佛行动。

周武帝灭佛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僧徒滥杂，寺庙多币，蛊害百姓社会 ；本人信道又尊崇儒家是主要原因。

刘裕义熙土断末年，沙门为五横之一。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真实写照。佛教徒侵占农田，不劳而获，又可逃避租税力役。这种现象在北魏末年也是一样的，佛徒人数有二百多万，寺院三万余所，占北魏人口十五份一。周武帝亲政后第二年，关中荒旱，命当户拿口粮出来卖，而寺僧却借荒年放高利贷。奸人亦有匿於僧法之下，图谋造反。如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沙门慧隐谋反；又如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皆须用兵讨平。周武惩於前事，遂有灭佛之心。

周武帝本信道教，兼奉佛说。唯却深信治国须用儒术。当时有还俗僧人卫元嵩，着力说服武帝建立一“理想之地上王国，代替天上之佛国”。

据说，卫元嵩与道士张宾相勾结，二人俱善术数，大受武帝信任。武帝於是数次召集大臣，佛道讨论三教优劣。

公元574年，周武帝又诏佛道大集京师，亲临太极殿主持讨论，张宾与僧人智炫辩论仍落於下风。周武帝直接与之辨论，亲斥佛教不净，智炫反指道教更不净，更牴触武帝与道教之短。武帝大怒，乃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由此，道观寺院经像被毁，僧尼还俗，归於军民户。

综观之，武帝灭佛之根源在於武帝视佛道为虚妄，其组织不纳赋税、虚耗国力，欲重振儒家传统，方便其励精图治之意图。

他将查抄的钱财都散发给了臣下，将原本的寺庙道观赐给王公，原属于寺庙的大片土地归还于民。北周武帝的灭佛与北魏太武宗的最大区别在于不杀僧人，只令他们还俗，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也不失为僧众们做了好事。毕竟他们当初的皈依也是生计所迫。后世多称为“毁佛”而非“灭佛”。

就周武帝而论，他的灭佛行为并非对佛教有什么偏见，而是出于国家发展的考虑。在当时，僧尼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寺院的附庸人口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役调。这样一来，很多人为了逃避税收和兵役便遁入空门或依附到寺院名下。久而久之，国家支配的人口和资源自然就减少了。就拿北周来说，僧尼有百万之众。这么多的僧尼真正信奉佛法、以身许佛的能有几个？绝大部分人不过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罢了。因此周武帝决心“灭佛”。

从政治上来讲，周武帝灭佛是相当成功的。当时便有人称赞其为：“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僧众还俗带来的大量人口使得北周国富兵强，为其灭北齐，乃至后来一统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武帝在灭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很具有独特性。他不是因个人好恶灭佛，也不是因权力斗争灭佛，而纯粹是为国家需要而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