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统计上世纪各年份华侨情况时猛然发现1942是一个有趣的年份。关于这一年正史上的记载有很多。比如，当年开年的第一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的《联合国家宣言》签署，中、美、英、苏等26国抱团，誓将侵犯扫光。这一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6月初美国以少胜多，成功击退日本海军对美、日两国临近的中途岛环礁的攻击，日军在海战中大败，使美军得到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该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一个是7月至11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有两大事件，一个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反击5万余日、伪军的“扫荡”，歼敌1万余人。一个是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事件都是在年中。一武一文的事件，昭示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彰显了中华民族不为威武所屈，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民族精神。

出于工作原因，我仔细查找当年中国人外出打工留洋的名单，或许那时的档案存在严重问题，或许这个多事之秋，人人自危，人们居无定所，外来势力强行，民不聊生，哪有精力来统计这类数字，就连当年河南大饥荒，有的材料说有300万人（甚至5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逃亡到陕西、甘肃等地，而国民政府的材料也有天壤之别，他们有两个数字，一个不到30万人，另一个是148万人。像这样举全国之力统计出来的数字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距，那么对于当年偷渡“过番”的人数，更难以统计了。正当我为这个事儿发愁时，竟然在一本东江纵队志书上发现了一桩可以彪炳千秋的大事，1942年，在日军占领后的香港，发生了一件中外瞩目的大事：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突然从日军的封锁下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月后，他们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敌人闻之目瞪口呆，成为“抗战以来（简直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茅盾语）”。

 800多名文化人士，茅盾夫妇、柳亚子、廖沫沙、韩幽桐、邹韬奋，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他们几乎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千年沧海上，精卫是吾魂”，竟然在离我尺咫的深圳河畔与侵略者作斗争，在这里传播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弘扬民族精神。

一向做事毛躁的我，这次却相当地认真地戴着“放大镜”，在这有限的文字里，企图挖掘出风起云涌的场景，仔细排列着在这次抢救行动的功勋人物：廖承志、刘黑仔、林平、曾生、袁复、杨康华、乔冠华、王作尧……

王作尧？一下子这三个简单的汉字跳上我的眼前，像闪电、像雷鸣，怦然令我心跳。这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呀，黄埔军校第11期学生，组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任大队长，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莞籍第一个共产党将军，生平留下了敢照日月的煌煌笔墨。1942年的春天，他参与和指挥营救香港800多名文化人士，他用东莞人的坚韧与不屈，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

王作尧，这个东莞人的名字再一次深深地镶嵌在我的心头。于是，我铺开纸，在日记上写道：

1942年，历史在这里颤抖了一下，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多少大事，我这样一介草民不需要去深究其间，但这一年却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东莞人王作尧，演绎一场文化苦旅，在反法西斯这本历史书本里，成为最壮美的插图。 

任何一场政治动荡或者经济演变，都会有它的前因后果，像暴风雨来临前一样，都会有乌云压顶。对于被英殖几十年的香港，在法西斯大势入侵之时，本以为可以躲开一劫，但被战争的烈性酒熏红了眼的日本人，选择了近乎疯狂的行动：偷袭珍珠港、突袭香港、九龙，仿佛一夜之间，这场暴风雨降临太平洋，狂飙迅速卷起。

而这场劫波发生在这个西方人最热闹、最在乎的圣诞节。

圣诞节，西方传统节日，也是他们的公共假日。被英殖的香港，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这一天全港都会沉浸在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装饰得琳琅满目的圣诞树流光溢彩，灯红酒绿、笙箫欢歌。然后，1941年的圣诞节，香港哀号四野，盖过了香江的波浪，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炮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和欢笑。

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来得猝不及防。没有人想到，离圣诞节仅有18天的12月8日，人们正在为圣诞节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被一阵炮弹打开，日本侵略者已经偷袭珍珠港，向英、美不宣而战。此时的九龙启德机场上空出现了黑压压的日军机群，英国守备部队几乎连警报都还没有来得及发出，12架战斗机在36架护航机的掩护下呼啸而来，重磅炸弹暴风骤雨般炸向地面，英国驻港九空军全部的家当——三架鱼雷轰炸机和两架水陆两用机，以及停放在启德机场的八架民航客机，连同布置在机场周围的高射炮队，便全部灰飞烟灭了。

机场瘫痪，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领空，又将海舰也迅速占领靠岸，驻防在南海的战舰“威尔斯王子”号和“却敌”号在战争爆发后便被击沉。而集结在深圳河边境内的日本陆军，也兵分两路沿着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段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九龙半岛火焰翻腾、浓烟滚滚，弹药的爆炸声和枪炮声不绝于耳……

与九龙仅一水之遥的香港，便成了人们暂时逃亡的避难地。日军在炮兵部队进入九龙塘何文冈阵地后，迅速架起远射程重炮，不分昼夜地向香港的英军阵地和炮台轰击。密集的炮火压得英军几乎无还手之力。其中一部分炮弹落在市中心居民区，炮弹落处，便血肉横飞、尸骸枕藉，惨不忍睹。每小时便有数以百计的香港居民被炮火夺去生命，或缺腿断肢。经过整整十八天的激烈战斗，英军弹尽粮绝，劳森旅长阵亡，大部分官兵当了战俘，几乎全军覆没。

1941年的圣诞节，一个本应欢乐的圣诞夜，变成了英国人耻辱的日子。这一天，注定了香港又一种悲惨的岁月即将到来。这天，港督府，箱根最高的建筑物——“告罗士打”大厦的屋顶上竖起了白色的降旗。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来到香港，便采用高压手段管治香港，制定了遣返人口、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他们的预定目标是将香港人口减少到100万人，并发出通告，限令所有没有工作和固定居所的华人一律离开香港，成立了“归乡指导委员会”设立遣返局。短短20多天，日寇奸淫掳掠、轰炸枪杀不断，80多万人的小岛死伤达20多万。“筲箕湾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阳，皇后大道的灯火，香港仔的渔光。浅水湾的碧波荡漾……青山禅院的晚钟悠扬，西狗岭的夏兰怒放，鲤鱼门的归帆饱涨。”多么富有诗意的香港，可是在这个圣诞节里变成令人恐怖的“死亡之港”。

香港沦陷，寒风如浪。在这几年从重庆、桂林等地到香港的上千名坚持抗战的进步人士和一些著名新闻、文学、文艺界人士，仍旧前赴后继，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何香凝曾有诗云：

万里飘零意志坚，

怕为俘虏辱当年。

河山不复头宁断，

逆水舟行勇向前。

剑胆琴心啊，他们用诗文记录了日寇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抒发出一个爱国者强烈的家国情怀。

王作尧曾在香港跟这些文化名人打过交道，他们深怀大义之举让他折服。这批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战爆发后就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来到香港后，他们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继续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争取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支持和援助，推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当中许多人早已被列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日军占领香港后，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上交通，实行宵禁，并分区分段展开搜查，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积极分子，并贴出告示，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特务机关在各报纸刊登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日本文化特务禾久田幸助还在香港的一些电影院打出幻灯字幕，点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半岛酒店也就是香港沦陷初期的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会晤”；国民党特务也在此时兴风作浪，扬言对邹韬奋 “一经发现，就地惩办”。 

这些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能逃得出这些丧心病狂的侵略者的魔掌？王作尧一下子扭起心来。

王作尧想到的，党中央也想到了，周恩来曾多次电告居港的同志迅速行动，要求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并指示尽可能协助一些国际友人逃出虎口。电报称：“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 

看着电报，王作尧感觉到一场战斗即将打响，但这是一场不能花一枪一弹的智战呀，他的心似乎在跳了出来，热血也不由得贲张起来，他主动请缨，投入战斗之中。这不仅仅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恢复旧山河的决心，更有一种读书的情结，始终对文化人那份尊敬。

白石龙村，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相传，1227年元兵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当朝重臣张世杰、陆秀夫扶幼主赵罡、赵昺南下入粤逃至潮州，后因元兵追捕又从潮州败走梅州一带，其间文天祥与元兵恶战被俘，赵罡暴病而亡。1278年4月，年仅7岁的赵昺被拥立为帝，也是南宋最后一位皇帝。随后由于元兵的一路追赶，赵昺一直逃到白石龙，见此地风景秀丽，怪石奇峰，山间却地平水足，问明此地为“白石龙”后，便安营扎寨，暂且安身。随后，赵昺下令在此处开荒种地，因白石龙土地肥沃，当年就大获丰收，相传一粒谷子结有两粒米，故有“皇帝田割孖米”之美传。这里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曾几度来到白石龙掠夺财物；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更是气势汹汹，在这里实行三光政策。1940年秋，由王作尧率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创建羊台山抗日根据地，总指挥部就设于白石龙村，并在村后的密林里建立了医院、军械修理所、粮站、电台、报社等机构。

白石龙应该是“南方延安”。我在查找资料时，以为是印错了，竟然与东莞的石龙一字之别。这个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白石龙，是一个在深圳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子，这个一夜之间生长亿万富翁的地方，可它的名字与历史上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紧密地关联起来，或许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战斗，早就成为东江这群血性男儿神圣的祭坛。

接到营救任务时间是1942年1月6日，地点就是在白石龙。林平、梁广、曾生、王作尧等负责人作出了精细的营救方案和分工。营救路线由他们与港九地区的两条非主要交通线进行，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等，将从西贡村坐船到上洞，由彭沃大队接应送到坪山，再到淡水坐船到惠州；其他人士则走宝安这条交通线，即从荃湾到元朗，与难民一起通过沦陷区的日军封锁线到白石龙游区，再设法分散到后方去。王作尧，担当的任务就是九龙到白石龙沿途上的警戒护送工作。

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呀。从香港到白石龙，有100多里路，沿途有日军的封锁线，有大大小小土匪占据的山匪，必须有足够的警戒人员才能确保安全，此时的王作尧部队的力量又有多少？何况这支部队正在东莞打游击，远水难救近火。对于吃饭问题，更是让王作尧犯了愁，部队经费早就严重不足，要保证他们不挨饿，不能病倒。王作尧挠了挠头，他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王作尧在院子里来回走着，这个喜欢迈方步的东莞人用手势划了一张营救图来。没有兵，是不是可以草船借兵？

这时，一个人猛然之间走进了他，那人就是曾鸿文。曾鸿文是谁？那可是一个在宝安一带很有威望的“阿哥头”。这人早年加入了受孙中山先生同盟会影响的“洪门会”，并享有该会最高头衔，被尊称为“先生”，曾鸿文后来又在陈炯明部混事，参加过彭湃组织的农会，曾落草绿林，以抗暴安良的豪侠义气和准确的枪法，让人闻风丧胆。整个香港的帮会人物都听从他的话。在曾生、王作尧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领旧部投身到抗日烽火之中。在日军进攻香港时，被派往香港，组织力量对付外来侵犯。日军侵入香港期间，收缴了英军的一些武器，进入了新界山区活动。王作尧曾专门派出20名精干的武工人员支援曾鸿文，清除了山中土匪，控制了大雾山，打通了香港与游击区之间的水陆通道。曾鸿文完全可以控制局面，后来曾鸿文真的邀请百余名土匪代表在山上开了一次“联谊会”。会上，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抗日的重要，讲国家兴亡匹夫的责任，激发民族气节，争取力量，打开从荃湾到元朗之间的护送通道。

曾鸿文、大雾山，这两个本来不会关联的名字，一下子给王作尧锁定上了。

天下起了丝丝小雨，是太阳雨。王作尧抓了一把雨水，小声哼起了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然后，大手向上一挥，在天空中做了一个弧形，坚定地向前走去。

人称为弹丸之地的香港，但要找到不断改变住所的800多名知名文化人士，谈何容易？更何况要将这些平日里缺少锻炼，少走山路的人从敌人眼皮下进行营救更是困难重重。

风雨茫茫，一只只受伤的雄狮，在等待着正义之手的援助。王作尧似乎看到侵略者举起血淋的屠刀，在香港疯狂地屠杀肩负着力举反法西斯侵略、文化复兴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

作家戈宝权后来在《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一文中写道：“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港九之间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在全市进行搜查，强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记得我们当时曾看到敌伪出版的报纸上，有日本特务机关借用‘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生前的好友，与我国不少的文化人有交往）的名义刊登的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并约请他们谈话。”

王作尧捧着营救名单，如若千钧：

何香凝和廖承志的爱人经普椿及孩子住在蔡廷锴过去的房子。柳亚子先生一家原居九龙柯士甸道107号“羿楼”，在爱泼斯坦帮助下，暂寓西摩道保卫中国同盟本部，再转移罗便臣道友人家。几天后，又和何香凝子孙等人住进皇后大道公主行难民收容所。茅盾夫妇也已搬了四次家。敌人恨之入骨的邹韬奋，原住九龙弥敦道尖沙咀口30号4楼，与范长江居处不远。港战爆发后，香港党组织安排他从九龙转到香港靠海边一家小旅馆住一夜，次日搬到金仲华家里，几天后又被安排寄居永安街16号，同住的还有《光明报》主笔俞颂华等人。为了逃过日本法西斯的魔掌，邹韬奋不断变化住地，他住过西餐厅，住过湾仔登龙街一个贫民窟……

是的，事不宜迟，行动必须马上开始。

1月9日，当朦胧的月光从香江伸了出来不久，穿上破旧不堪唐装的邹韬奋、茅盾夫妇、胡绳夫妇、戈宝权、郭沫沙、叶以群等，化装成难民，在东纵队员的带领下穿街走巷，避开日军检查站，拐进铜锣湾糖街，这个街口对着避风塘，有一个早已剪开的铁丝网缺口。他们绕过密密麻麻的大小船只，迅速地赶到铜锣湾最外头的大驳船内，静候着偷渡的时机。

第二天天刚刚发亮，当铜锣湾出口处守卫的日军哨兵换岗时，小船就冲出湾口。小船上摇橹的都是熟悉当地情况的船工，他们让文化人都藏在舱板下，沉着应付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终于不失时机地把小船划出敌人的封锁线。天蒙蒙亮，小船就到达了九龙红磡了。红磡比较偏僻，那里只驻着日军的一个电台，危险性较小。

小船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正准备靠近登陆地点时，突然发现有个日本军官从敌电台驻楼走出来，站在门前东张西望，好像是发现了这只小钓船。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交通员镇定地叫船家驶离岸边，装着钓鱼的样子，把船划来划去。由于躲在船篷里的人没暴露，所以没引起敌人的怀疑，以为是一般渔民谋生的钓艇。过了一会，日军官在寒冷的海风中缩回小楼房去了。这时，钓船迅速划向登陆点上岸。

对于这样的惊险场景，柳亚子曾写道：

一著迟先此局输，

远猷能壮近谋疏。

糜躯喋血吾何悔，

终见铙歌入伪都。

——《流亡杂诗》

谁知大家上岸没走多远，忽然被几个黑社会“烂仔”拦住，用匕首威胁走在前头的交通员。是“烂仔”收缴“保护费”。身逢乱世，占山为王的草寇有之，以收保护费度口的“烂仔”有之，带着一大帮文化名人，交通员不敢纠缠，忙问要多少？“烂仔”狮子开大口伸出十个指头：“每人交10蚊(元)”。交通员连忙用粤语对他们说道：“喂！大佬，大家都系出来捞的，俾滴面(给点面子)啦，下次山水有相逢的。”这群流氓不知来人底细，不敢再拖延时间，随即道：“好，每人5蚊。”交通员付了十人的“保护费”50元，赶紧带着邹韬奋等人离开。穿街过巷，安全到达九龙旺角通菜街和油麻地的秘密地点。

到荃湾后为了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离开了难民队伍，由接应同志警戒掩护，向北走小路进入大雾山区。

穿越大雾山，是这些文化人永远铭记的历程。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叶以群、于玲等第一批被营救的先后离开九龙向青山道出发。青山道是难民们的必经之路，他们乔装成难民的样子，有的身上背一小袋米，有的带些简单的包袱，把眼镜、钢笔这些知识分子用的东西都收藏起来。经荃湾出元朗，爬上山坡，又翻过一座小山，眼前出现了一簇木寮，住着五六户人家。“向导”领他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平屋。一行人才坐下，就有四五个妇女送进来一大桶茶水和十来只大粗碗。在这里，茅盾生平第一次吃到了红米饭。他感到很新鲜，加上饥肠辘辘，比平时多吃了一大碗，晚上来到在曾文鸿安排的“绿林好”“江大哥”、 “王大哥”防区的村子里休息，邹韬奋因为扭伤了脚筋，脚肿得发红，茅盾妻子见状，立即拿出万金油给邹韬奋搽涂。在赤尾过了河，要通过日军的一道封锁线，这是比较危险的一关，因为这些文化人中有像邹韬奋这样的著名人士，不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密令“就地逮捕与惩办”的对象，日军对他们也是恨之入骨的。在这段路上，就由“白皮红心”的伪维持会会长出面掩护，替他们办理证件，证明他们是回东莞石龙镇去的难民，在伪维持会会长的照应下，通过一段七里路的沦陷区到达梅林村，接着登上梅林坳，走下山坡就到了望天湖村。这一走，就是70多里。他们躲过日本人的盘问和追打，偷渡成功了。

远处，这时，王作尧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清了清嗓子，大声地唱起来，随行的交通员也唱了起来，邹韬奋也跟着唱起来，茅盾也唱了起来：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

这是咱们熟悉的《游击队歌》，这是战斗的号角！歌声激昂，将群山唱出了欢腾，同志们立即醒悟到——快要到“家”了！他们欣喜若狂，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直奔上前面林木茂密的山冈上大声欢声雀舞起来。邹韬奋竟然忘记了扭伤的脚，一个箭步跃到一块石头上，回望刚刚走过的剌刺之路，泪水在眼眶里打了一个转，站在石头上，向战友们打着节拍，于是，群山回应：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

歌声翻越万山千水，歌声走进每个人的心田。他们像一群冲出了牢笼的自由鸟，无法控制脱险后激动的心情。回家了，我们回家了。他们欢呼着，像久别的儿女回到母亲的怀抱，像游子回到魂牵梦萦的家园。前面，在密密的林荫下，出现了一间小小的两层白色楼房，那就是王作尧部队设在白石龙的指挥部。在这里，迎来了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

就这样，在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上，王作尧和他的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往来穿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一批接一批地把文化界人士安全地送到白石龙。

我是一个山村的儿子，长年在山路上行走，我知道崎岖的山路行走的艰辛。孩时曾读过李白曾写的一首关于行路的诗，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常常以为这是一首写行走山道的诗，感知行路的艰辛。山路，岔道这么多，不知身在何处，何况这些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文人？“大路不走走山坡，山坡路上芒刺多。划破的口子到处血，疼痛难忍往前挪。”王作尧负责的营救人员，都得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走山路、小路、夜路，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天行程数十里，还得背着行李走。在路上，有人写出了一首打油诗道：“夜间行军困难多，一跌一撞往前挪。若无前人（领路人）带着走，不知死活是几何？”

那么让我将笔放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场景吧。在护送过程中，有一个姓郑的小交通员，在大鹏半岛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等候来人接应送返大后方，可是等了好几天没有人接应，倒给日伪每天都出动“扫荡”。为了安全起见，小郑每天白天用小舢舨将两位作家送到一个孤岛上，晚上再送回交通站，可是有一次，敌人连续“扫荡”三天三夜，小郑与两个作家被困在孤岛上。当时，小郑将身上仅有的五条番薯全部给两个作家吃了，他瞒着说自己吃饱了。待第四天，待来人接应成功将两个作家交给接应人时，自己头一落，眼睛一黑便倒了下去。许多著名作家拿起笔来，热情赞颂这些平凡的战士。

文化人视文化作品如生命，在营救何香凝时，她什么财产都不拿，唯独对自己及家人的字画万般爱惜。找到她时，家里已足足装了几大箱。怎样才可以将这些东西抢运出香港？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化装成送丧的，大家头扎白布，身披重孝，哭哭啼啼跟在一副红漆棺材后面，往海面挪去。刚将棺材放在船上，就被日寇的巡逻队喝住要检查。这时，一个身披重孝的“孝子”悲悲切切地双膝跪在地上，哭道：“皇军先生，请高抬贵手，我家母不幸身亡，临死时遗嘱要将尸体抬回宝安老家的风水山上。请皇军先生行行好，不要打扰她老人家的天灵吧！”又是一阵悲切的呜呜声。鬼子见此情景，信以为真，便允许放行。这哪里是什么“家母”，全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其中就有何香凝的几箱字画。何香凝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无不慨叹东江战士的智慧和勇气。逃出虎口后，欣然写道：

万里飘零意志坚，

怕为俘虏辱当年。

河山不复头宁断，

逆水舟行勇向前。

站在文化的角度看，800多名知名的文化人士大迁徙，是人类的一场灾难。但为保护这些祖国的瑰宝，白石龙岂不是人类又一大骄傲？这个光芒四射的1942春天迎来了文化盛会，尤如钻石般璀璨整个世界。那天，陆续赶到这里的茅盾、邹韬奋、张友渔、胡绳、沈志远、宋之的、刘清扬、杨刚、胡仲持、胡风、廖沫沙、周钢鸣、张铁生、黎澍、蓝马等一批名闻中外的作家、艺术家、记者，和各领域的民主人士，在这里播种文化的火种，他们又用在白石龙孕育的热血向外贲张爱国的力量。

《新百姓报》是曾生、王作尧、谭天度等人倡议下创办的革命报纸，它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的血腥暴行，无情抨击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大声疾呼抗日军民的愿望和要求，热情赞颂革命英雄事迹。到了白石龙的当天晚上，邹韬奋借着昏暗的煤油灯，拿起放在桌面的几份《新百姓报》，津津有味地品读起来，读着读着，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道：真不简单，游击队员四海为家，却在这山沟里办出这般高水平的报纸，真是不容易！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

他披着大衣，挑了挑灯豆，走到门前的广场。耳边似乎又听到了激越的歌声，那是《新百姓报》社的社歌：“我们是一群热爱祖国的儿女，我们是一队文化战线的青年。我们走遍了惠（阳）、东（莞）、宝（安）、博（罗）前线，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后方。密林深山，是我们的工厂，生产了万千精神食粮，我们的步伐一致，我们的目标一致，争祖国的自由，求人类的解放……”

邹韬奋是举国闻名的新闻出版大家，这个曾主办过由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在全国杂志中声望卓著，在上海、香港办的生活周刊，更是影响海内外。此时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清香，那缕清香就是文化清香，是白石龙这个小山村在曾生、王作尧等人的文化苦旅散发的清香。

或许，文化更牵动英雄的心。邹韬奋的彻夜未眠，曾生也没有睡好，王作尧也没有睡好，茅盾也没有睡得安实，他们想到的都是这份沉甸甸承载着东江儿女投身革命的热血的报纸，这份文化的力量。

第二天，几个人一见面谈的就是报纸，他们决定到报社去看一下。“山寨报社”的伙计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像迎接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连忙布置，王作尧当然是这儿的一个主角，他们搭了草寮，在寮内用竹木搭起一个长条展台，将出版的各项报纸和翻印的宣传品、文告标语、漫画、识字课本、政治教材、宣传提纲等油印品，满满地摆了一长桌子。邹韬奋拿着胶皮钉的刷子，白铁皮打的油墨盘、留声机针与小竹枝制作的钢笔，以及自制的钢板等“印刷工具”，惊奇地望了望王作尧及报社的同仁，说：你们四处为家，艰苦创业，为民族大喊大叫，真不简单，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办出这样高水平的报纸，真是可喜可嘉。我在二十年前就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天还是想做个新闻记者，提起自己的秃笔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唤醒国人奋起救亡御侮，是我平生之愿！在你们的报纸上，我看到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他扶了扶眼镜，手捧一张新印的报纸，迭声赞道：“你们是游击队的文化战士，比我们是先一步。我们现在也开始组成一支文化游击队，今后我们并肩作战吧。”

茅盾用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说：百闻不如一见。看了你们的“山寨报社”，我对游击队怎样在敌后做抗日文化工作，就了解得更多了。我真佩服你们。我坚信，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大众，才能更好地开展文化运动。

谈着谈着，他们又谈到报纸的改革，邹韬奋拿着部队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望了望曾生和王作尧，说：你们办两份报纸多么不容易，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合二为一，改名为《东江民报》，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他们不知道，这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写就了抗日战争的史篇。

高山流水遇知音是什么？那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当王作尧与邹韬奋等人的眼光一碰，竟然是那样的契合，这不就是他们苦苦思考的吗？今天，一旦这些文化大家聚首，一旦他们将文化的视角转向战斗的檄文，他们的目光就这样碰出一束火花，这目光不亚于情人的目光。

一锤定音，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东江民报》顺利出刊了，报名就是邹韬奋书写的四个刚劲的大字，副刊“民声”两个清秀的大字则出自茅盾之手，胡仲持、胡风等人也分别为报纸题字。邹韬奋还为本期报纸写了《发刊词》，女作家杨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评介也登在显著位置，本期的插图由涂夫负责，丁聪则画了漫画。几位诗人、作家还为副刊写了诗文，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出版水平，几位政治家、文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就成了报社的义务顾问。一股散发着文化气息的《东江民报》创刊号，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别开生面。

正当王作尧等人策划如何将邹韬奋、茅盾等人送到大后方时，国民党顽军却仍死盯着白石龙，与日本侵略者联合两面夹攻白石龙。被王作尧率队将其击退。但做贼心虚的国民党顽固派，盯住脱离日军虎口的这批文化人的去向，又使出谈判的花招，以要求合作反攻香港为名，要王作尧在布吉与他们谈判。

为保证大家的安全，王作尧当机立断，采取了分散隐蔽的办法。总部派人在龙华的白石龙上羊台山半山窝的蕉窝村、扬美村、深坑村搭起了比较安全而又隐蔽的山寮招待所。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和戏剧界的许幸子、凤子，美术界的特伟等一百多人住进了扬美村山寮；韬奋夫妇、茅盾夫妇、胡绳夫妇、于伶夫妇和沈志远、张铁生等20多人住进了深坑山寮。廖沫沙曾在《东江历险长留念》写道：“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注目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你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田汉更是情绪激昂，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去：“再会吧，香港！可听得海的那一方，奔号着凶猛的豺狼？它们践踏着我们的田园，伤害着我们的爷娘！我们还等什么？莫只靠别人帮忙，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提起了行囊，穿上了戎装，踏上了征途，顾不了风霜。只有全民的团结，才能阻遏法西斯的疯狂！只有青年的血花，才能推动反侵略的巨浪！”

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大山与小溪的魅力深不可测。白石龙云雾缭绕，为这群文化战士保存着一丝文化的仙气。羊台山和龙华墟南面之间的一个山窝，一条小溪从山坑边蜿蜒流过，一条小路逆溪而上，小路边有几座破烂房屋。跨过小溪，沿着另一条山峡，穿过山荫小径，有个畚箕形的山窝，周围长满了松树。部队在这里搭起的山寮，又名“茅寮”、“山茅寮”、“草棚寮”，就是用松树、竹子、茅草搭成的“人”字形茅草房，内搭了长达15米的统铺，铺上厚厚的稻草。女的靠边住，用毡子拉上屏障。寮外有一小块地坪，可作户外活动之用。早春二月，山寮简陋、潮湿、寒风吹得山哔哔作响。同志们衣衫单薄，但大家精神振奋，充满了乐观主义。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文化聚会，验证了他们的人生壮美和那文化艺术怀的弘广。学富五车的茅盾，摸了摸被剌刺挂伤的脸，高声说：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然后跟战士们讲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他指着日夜奔起的战友说：我们这就是“卧薪尝胆”。 

是的，这就是战士意志磨砺的表现。他们放下架子，放弃富裕的生活，与东纵战士并肩战斗，一起跋涉于山路溪涧之间，出没于荆棘草从之中。为防止敌人偷袭，白天隐藏在山坳中休息，晚上进行转移，几乎每天都要行军3小时以上。曾经有一次，有人不小心烟头，烧着了山草，游击队怕暴露目标，当机立断转移到深坑、扬美、蕉窝村等山坑里躲藏。过了两天，白石龙、杨美村一带果然遭到日伪顽军的袭击，烧毁了白石龙村背后驻地的一片山林。

时下，一谈到东莞人，人们便说是一个个敢于抓住机会的人。鸦片战争，东莞打开了现代史的第一页；改革开放时期，东莞开办的第一间来料加工厂，开启了东莞制造的第一页。我想，善于抓住机会的东莞人王作尧，在数百文人齐聚的白石龙，他想到了更多，他要将南北文化进行交融，推进当地文化的发展。

当然，他还不知道，他正在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根据当时战士文化程度，开办了文化补习班，要把这支队伍变成一支文化游击队。邹韬奋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报纸写稿改稿的任务，培训编辑、记者。在韬奋的热情帮助下，报纸质量和报社的同志在写稿、版面编排等方面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报纸的影响也扩大了。文人的力量，可谓是“一笔能当百万师”，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高度称赞乔冠华撰写的国际述评嬉笑怒骂,如剑似戟,无不夸张地说：（乔公的文章）“可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当年2月，日军进攻惠州、博罗，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两城失陷，邹韬奋又坐在地铺上，以膝为桌，垫上本子纸张，急应成篇，撰写了《东江民报》的社评《惠博失陷的教训》，一再呼吁国民党军队应接受教训，立即停止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错误政策，同人民抗日游击队一道，打击日本侵略者。胡绳、戈宝权、黎澍等还直接参加了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开办讲习班，提高抗敌斗争的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为部队起草了《坚持团结抗战的告示》、《告余汉谋书》等文件。剧作家于玲教战士们唱京剧、说大鼓书；演员凤子，教跳交谊舞。他们很多很多，在这里传播文明，传播爱。毛泽东在后来对乔冠华说：“可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毛泽东语)。

有道是，文人的力量巨大无比，足可以将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白石龙的文化聚会，让白石龙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让东江儿女的文化水平获得了一次蒸馏与升华。通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茅盾看着骨肉情深的战友，深情地说：这是作家与抗战相结合，创造革命文学的最好机会。

“战云弥漫遍神州，国破家亡恨怎休？但得军民同御敌，烂船漂泊也风流。”（何香凝）。王作尧以一个东莞人最简朴的思维，进入了最澄明的文化思考。正因为在白石龙的种种传奇般的惊险情节，战士和文化人在那难以想象的万般艰难险阻的脱险过程中建立了深厚而动人的情谊。

邹韬奋紧紧地抓住王作尧的手，说：你们是一支文化游击队。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

茅盾则抱着王作尧，用刚刚学来的几句白话（粤语）说：尼它系（这里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

是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远方在呼唤着他们，他们岂止是男儿，岂是为了收取边关的功名利禄？经过短暂的休整，2月中旬，这批文化人将奔赴向更宽更大的天地，将离开羊台山、离开白石龙，经木古、平湖，到达惠宝抗日根据地，然后再转赴韶关、桂林、重庆，甚至苏北新四军等地。

“一姥南天顾命身，千魔万怪敢相撄？劫余仍遣同舟济，揽辔中原共生死。”（柳亚子诗）。历时近半年， 800多名文化名人和爱国人士，从这里走出；100余英、美、印籍国际友人，数10名国民政府驻香港代表，包括陈策将军、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将军夫妇、陈汝棠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回内地参加抗战的海外青年2000多名从这里走出。他们在这里长长地舒展了筋骨，抖擞精神地走向一路昂奋和阳刚。而这一优雅的舒展，为白石龙增添了三分自信。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望着一一远去的背影，望着青山葱茏、炊烟袅袅的白石龙，王作尧突然想起前不久与茅盾、邹韬奋他们谈过的一首诗，是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遥有此寄》。朋友远去，但留下的岂止是友情，更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他驻笔片刻，欣喜地写着：

“白石龙的绿水青山，留下了爱国文化名人纷至沓来的足迹。白石龙清风明月，又伴随着他们的笑语欢声渡过东江，转移到内地去了。谁会想到这满山荆棘的白石龙，偏僻荒凉的阳台山上，曾经住过这么多闻名中外的名流学者呢。”

这时，一轮春阳从树缝里射了过来，晨珠在花草上闪着金光，远处雄鸡闹得正欢，整个白石龙顿时精神起来。

春风正劲，鼓荡着他的胸襟。

王作尧笑了，群山也笑了。

（原载2017年第三期《湖南报告文学》，收到入作者历史文化散文集《喊魂》，2016年1月，敦煌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