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维度

功：建立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唐太宗继承并完善了隋朝开创的三省六部制，这一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则是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中书省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若发现不当之处可封驳还中书省修改，只有经过两省认可的诏令才能下达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负责具体执行国家的各项政令，其下辖的六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种分工协作的机制使得权力得到了合理的分配和制衡，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人或一个部门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省六部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各部门之间职责清晰，流程规范，减少了推诿扯皮的现象。皇帝的决策能够更加迅速、准确地传达和执行，国家机器得以高效运转。例如，在处理边疆战事时，中书省可以快速起草调兵遣将的诏令，门下省及时审核，尚书省迅速组织兵部和户部调配兵力和粮草，使得唐朝能够在短时间内对突厥等外敌的入侵做出有效反应，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三省六部制为选拔和培养政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各部门的官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为唐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如房玄龄、杜如晦等都在这一制度下脱颖而出，成为唐太宗治理国家的重要助手。

过：晚年对皇权的过度维护，导致部分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如太子李承乾的悲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唐太宗晚年逐渐对皇权产生了过度的维护心理。他担心太子李承乾的能力不足以继承皇位，同时也对其他皇子可能觊觎皇位心存忧虑。这种心态导致他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引发了一系列宫廷内部的矛盾和纷争。

太子李承乾原本是一个聪明伶俐、深受唐太宗喜爱的皇子。然而，由于唐太宗对他的期望过高，给予了他巨大的压力。同时，唐太宗对其他皇子如魏王李泰的宠爱，也让李承乾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李承乾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太子之位，最终策划了一场谋反事件。

唐太宗在处理李承乾谋反事件时，虽然出于对儿子的感情没有将其处死，但这一事件还是给唐朝的政治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它不仅破坏了宫廷内部的和谐氛围，也让其他皇子看到了争夺皇位的希望，引发了更多的宫廷斗争。此外，唐太宗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也偏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公正、仁爱的原则，对一些涉案人员进行了不公正的处罚，使得部分政策执行出现了偏差。

经济维度

功：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盛世奠定基础。唐朝建立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大量土地荒芜，百姓生活困苦。唐太宗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实行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均田制是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政府将无主土地和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规定农民必须承担一定的赋税和徭役。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们积极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例如，在关中地区，农民们利用水利设施灌溉农田，种植了大量的小麦和水稻，使得该地区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

租庸调制是与均田制相配套的赋税制度。它规定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租）和布帛（调）外，还可以以庸代役。即农民可以通过缴纳一定的财物来代替服徭役，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

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动下，唐朝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的繁荣也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产品剩余增多，促进了农产品的流通和交换。同时，农民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也开始购买手工业品，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唐朝的经济逐渐走向繁荣，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过：对商业的抑制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唐朝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唐太宗时期仍然存在着对商业的抑制政策。在传统观念中，农业被视为国家的根本，而商业则被视为末业，受到轻视和限制。唐太宗继承了这种观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唐朝实行了重农抑商的税收政策，对商人征收较高的赋税。商人在经营过程中需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这使得他们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降低了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此外，唐朝还对商人的社会地位进行了限制，商人不得穿华丽的衣服，不得乘坐豪华的车马，在政治上也很难获得较高的地位。

这种对商业的抑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竞争机制，而唐朝的抑制政策却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限制了市场的扩大。同时，商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唐太宗对商业的抑制，使得唐朝错失了一些发展商品经济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维度

功：尊崇儒学，推动文化繁荣，促进民族融合。唐太宗深知文化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凝聚人心、规范行为、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尊崇儒学，大力推动文化发展。

唐太宗设立了国子监等教育机构，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招收不同阶层和不同专业的学生。他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如孔颖达等担任教师，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弘扬儒家文化。

在科举考试中，唐太宗也将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考试内容，鼓励考生学习和研究儒家文化。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儒家文化的地位，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许多学子为了通过科举考试，纷纷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唐太宗尊崇儒学的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倡导和谐、包容的社会价值观。在唐朝，儒家文化成为了各民族共同遵循的文化准则，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例如，唐朝的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中，都融入了各民族的元素，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

过：对佛教的打压政策，限制了宗教文化的自由发展。唐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了重要的宗教文化力量。然而，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对佛教采取了打压政策。

唐太宗认为，佛教的过度发展会消耗国家的财富和人力，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些佛教寺院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拥有众多的僧侣和信徒，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唐太宗担心这种现象会威胁到国家的统治，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佛教的发展。

他下令限制僧尼的数量，对出家为僧尼的人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管理。同时，他还对佛教寺院的土地和财产进行了清理和没收，限制了寺院的经济来源。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佛教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但也限制了宗教文化的自由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唐太宗对佛教的打压，使得佛教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一些佛教艺术和文化成果也遭到了破坏。同时，这也引起了部分佛教信徒的不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军事维度

功：成功抵御突厥入侵，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扩张，增强国际影响力。唐朝初期，突厥是北方边境的主要威胁。突厥势力强大，经常南下侵扰唐朝边境，烧杀抢掠，给唐朝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唐太宗即位后，决心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加强军事防御，抵御突厥入侵。

他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将领，如李靖、李勣等，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唐太宗还注重军事战略的研究和制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战术。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唐朝军队多次取得胜利，成功抵御了突厥的入侵。例如，贞观四年（630 年），李靖率领唐朝军队出击突厥，一举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俘虏了大量突厥贵族和士兵，解除了突厥对唐朝北方边境的威胁。

除了抵御外敌入侵，唐太宗还积极对外扩张，增强唐朝的国际影响力。他派遣军队征服了吐谷浑、高昌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扩大了唐朝的疆域。同时，唐朝还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过和亲、册封等方式加强了与各国的联系和交流。

唐朝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广泛的外交影响，使得周边国家纷纷向唐朝称臣纳贡，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中心之一，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这不仅为唐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过：晚年的对外战争，如对高句丽的征伐，消耗了大量国力，引发社会不满。唐太宗晚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唐朝的疆域和影响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征伐战争。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高句丽是一个位于朝鲜半岛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坚固的城池。唐朝军队在征伐高句丽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高句丽军队采取了顽强的抵抗策略，利用地形优势进行防御，使得唐朝军队进展缓慢。同时，唐朝军队还面临着后勤补给困难、气候不适等问题，士兵们疲惫不堪，战斗力下降。

经过多年的战争，唐朝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未能彻底征服高句丽。这场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唐朝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家园，参加战争，导致农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同时，战争还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一些百姓对唐太宗的对外战争政策表示反对。

对高句丽的征伐战争分散了唐朝的精力，使得唐朝在其他地区的统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一些周边国家开始对唐朝的权威产生质疑，唐朝的国际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社会维度

功：注重民生，实施轻徭薄赋政策，改善百姓生活。唐太宗深知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十分注重民生问题，实施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政策，改善百姓的生活。

在赋税方面，唐太宗继续推行租庸调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他还多次下令减免百姓的赋税和徭役，特别是在遇到自然灾害或国家重大庆典时，更是大赦天下，蠲免赋税。例如，贞观二年（628 年），关中地区发生旱灾，唐太宗下令免除当地百姓当年的租赋，并开仓赈济灾民，使得百姓能够渡过难关。

在徭役方面，唐太宗严格控制徭役的征发，尽量减少百姓的劳役负担。他规定，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征发徭役，而且徭役的期限也有严格限制。这使得百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唐太宗注重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他设立了义仓，储存粮食，以备灾荒之年救济百姓。同时，他还鼓励富人捐款捐物，帮助贫困百姓。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过：对功臣集团的猜忌与打压，导致部分功臣心寒，影响政治稳定。唐太宗在创业过程中，依靠了一批杰出的功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这些功臣为唐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唐太宗统治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唐太宗对功臣集团逐渐产生了猜忌心理。

他担心功臣们权力过大，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压功臣集团。例如，他逐渐剥夺了一些功臣的实权，将他们调离重要岗位，安排一些闲职。同时，他还对功臣们的言行进行严格监视，一旦发现有不利于自己的言行，便加以惩处。

这种对功臣集团的猜忌与打压，导致部分功臣心寒。他们为唐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和尊重，心中产生了不满情绪。一些功臣开始消极怠工，甚至有的选择了隐退。例如，房玄龄在晚年因受到唐太宗的猜忌，逐渐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最终郁郁而终。

功臣集团的离心离德，对唐朝的政治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唐太宗晚年，朝廷内部出现了一些权力斗争和政治纷争，这与对功臣集团的打压不无关系。同时，功臣集团的衰落也使得唐朝失去了一批优秀的政治人才，对唐朝的后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唐太宗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五个维度上既有显著的功绩，也存在一些不足。应该以客观、全面的态度来评价唐太宗，既要肯定他为唐朝的繁荣和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要认识到他的统治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