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马佶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此言，道尽了人事艰难的本质。人与人相处，事与事周旋，总有悬而不解之结、难通心意之人。当执着如绳索紧缚心灵，“处不成的事放放，渡不了的人忘忘”便如一把智慧的钥匙，开启心灵枷锁，引领我们直面边界、接纳局限，在放下与释怀中重获生命的广阔与自由。这并非消极退避，而是勘破现实后的清醒选择，也是心灵挣脱桎梏、破茧重生的壮丽序章。

一、放放：处不成之事的智慧断舍，让心灵轻盈前行。强扭的瓜不甜，强求之事难成。《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楚人，正是执着于过往标记而罔顾水流变化的愚者，其行为成为千古笑谈。道家对此早有洞察，《道德经》云：“知止可以不殆”（第四十四章），适可而止方能远离危殆。庄子亦在《养生主》中倡导“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唯有顺应事物发展的内在节奏，才能守护内心的宁静港湾。北宋苏轼，颠沛流离于新旧党争漩涡，黄州惠州儋州，足迹所至皆困顿。然其豁达处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观棋》），正是这份对宦海沉浮的“放”，让他在苦难中孕育出《赤壁赋》的千古绝唱。现代认知心理学揭示，当大脑长久困于无解难题，“反刍思维”（Rumination）便会启动，犹如心灵的自噬旋涡，不断消耗心理能量，滋生焦虑与绝望。此时果断“放放”，实则是斩断沉没成本的锁链，停止无效内耗，为心灵腾挪出呼吸与成长的空间。

二、忘忘：渡不了之人的清醒告别，为内心秩序重构疆界。非所有人皆可渡，非所有心皆可通。孔子周游列国，渴望推行仁政之道，却屡遭冷遇甚至生命之危。面对长沮、桀溺等隐士的疏离与质疑，他内心澄明：“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此言既含壮志难酬的苍凉，亦展露对人际界限的深刻洞悉与尊重。心学大师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强调“在事上磨练”以成就自我，其精髓在于专注可控之心性修养，而非强求不可渡之人心的徒劳。近代诗人徐志摩为追寻灵魂伴侣，决绝告别原配张幼仪。张幼仪曾深陷情感废墟，然凤凰涅槃，她最终选择“忘忘”——不是遗忘过往，而是停止让昔日的伤痛继续侵蚀当下的心灵主权。她投身商界，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完成了情感的救赎与生命的蜕变。“忘”是划清情感界限的宣言，是夺回心灵掌控权的壮举。

三、执迷之殇：当放不放、当忘不忘的深渊回响。强求不可成之事，强渡不可通之人，终将坠入无底深渊。明思宗崇祯，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却无法放下对臣僚的刻骨猜忌与对事态的绝对控制。李自成大军压境之际，他仍频繁更换将帅、苛责阁臣，史载其执政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明史》），最终众叛亲离，自缢煤山，留下“诸臣误朕”的悲叹。其悲剧核心，正是对“不可为”之事与“不可渡”之人的执迷不悟。《韩非子·喻老》中“疑邻窃斧”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执念如何扭曲认知：心怀成见，则所见皆成佐证。执着于渡人，常使心灵堕入认知窄巷，所见皆是扭曲的幻象，所感皆是自造的痛苦。神经科学研究证实，持续处于高压应激状态，高浓度皮质醇将不断侵蚀海马体神经元，损害记忆与理性判断能力，形成恶性循环，使人深陷心灵泥沼无法自拔。

四、智慧通途：在“放”与“忘”的旷野中重建生命城池。践行“放放”与“忘忘”，实为一种极具建设性的生存策略与心灵艺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人爱比克泰德的“控制二分法”直指核心：智慧在于全力以赴于可控领域——态度、行动、价值判断；而对不可控之外物与他人之心，则需涵养“安然接纳”的胸襟与勇气。东晋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深感“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无法在官场浊流中委曲求全，遂决然“忘忘”功名利禄之诱，“放放”庙堂仕途之执，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放下中构筑了超越时代的精神桃源。丹尼尔·笛福笔下鲁滨逊的故事更具普世启示：孤岛绝境中，他迅速“放放”了对过往繁华的无尽追悔，也“忘忘”了对渺茫救援的虚幻期盼，转而将所有心力聚焦于当下可为之务——筑屋、存粮、驯羊、制器……正是这种对“不可控”的放手与对“可控”的专注，使他在绝望中重建生存秩序，点燃希望之火。

孔子临川兴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水不因顽石阻拦而停驻，却在奔涌不息中奔赴海洋，成就其壮阔与永恒。人生长河，亦当如斯。面对那些“处不成的事”与“渡不了的人”，唯有深谙“放放”与“忘忘”的艺术，方能避免在执念的礁石上撞得头破血流。主动调转航向，不是退缩，而是智慧地寻找更通达的河道，在心灵的辽阔水域积蓄更深邃沉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