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脉上的民族脊梁：评抗战时期陕西公路运输的历史叙事与精神传承

        文｜董邦耀

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特定时空下的物质存在往往能够超越其物理属性，升华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与精神的载体。郭少言《国之命脉：抗战时期的陕西公路运输》一文，正是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公路运输系统的全景式描绘，将那些蜿蜒于黄土高原与秦岭山脉间的公路，从单纯的地理通道提升为民族存亡关头的精神图腾。这篇三千余字的急就章，却以其“全面、准确，有略有详，脉络清晰，首尾呼应”的特质，完成了一次对历史记忆的抢救性打捞，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段艰苦卓绝岁月中，交通网络如何成为支撑一个民族不屈脊梁的“国之命脉”。

说其是急就章，是因为郭少言在《陕西交通.月末版》给印刷厂交版的当天中午，向我这个干过陕西交通编史的人咨询过几个历史数据，说是因版面需要，正在赶写一篇抗战时期陕西公路运输的稿子里用。我才知道留给她写稿的时间不多，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3000多字的稿子，已经不易，见报后的稿子又是那么气度不凡，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抗战时期的陕西公路运输史，本质上是一部国家意志与民间力量在危难时刻相互交融的壮丽史诗。文章清晰展现了这一双重叙事：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布局，“全省汽车总队部”的成立、对军公商车辆的军事统制、凭证行驶制度的实施，体现了战时高度集中的资源调配模式；另一方面则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迸发，商车编入征车队“在无津贴，无运费的情况下”默默承担军运重任，边区群众“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修建道路，各种代燃汽车的推广使用。这种上下互动的运输体系，不仅解决了战时运力极度紧张的困境，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与牺牲精神。

陕西公路运输在抗战中的特殊性在于其承担了多重历史使命，既是物资通道，也是文化走廊，更是精神象征。作为“西北国际生命线”，它承接苏联援华物资，转运我国出口物资；作为文化迁徙之路，它护送故宫国宝南迁，保障高校师生西迁，“古路坝灯火”在公路上延续着中华文脉；作为民族精神之路，它护送成吉思汗灵柩，守护的不仅是一具灵柩，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尊严。这些多元功能的交织，使陕西公路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运输范畴，成为战时中国的血脉网络，连接着前线与后方，国际与国内，物质与精神。

面对“配件短缺、敌机轰炸，使得运力极度紧张”的困境，陕西公路运输展现了中国式的战时智慧与适应性创新。文章详细记述了各种应对措施：从技术层面的“苏制汽油车改为木炭车”、推广酒精代燃汽车，到组织层面的动员一切民间运输工具、举办騾站运输；从国际通道的保密措施（称“羊毛运输”），到特殊运输任务的军事化编制（如故宫文物迁移）。这些应对策略既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也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创造，共同构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战情的交通运输体系。这种在极端困境中迸发的实践智慧，不仅保障了战时运输任务的完成，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挑战时的灵活性与韧性。

文章虽然讲的是历史，却让我们对公路有了全新的理解。在这些叙事中，公路不再是冰冷的地理概念，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生命线”象征着生存的希望，“文化长征路”象征着文明的不灭，“国际通道”象征着与国际社会的连接。这些符号共同构建了抗战公路的神圣性，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地理载体。特别是文中提到的“无一箱损毁”的文物运输、“彻夜苦读”的师生迁徙、“盛大祭典”的成陵迁移，这些细节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录，升华为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性表达。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回望那段公路运输史，我们不禁要思考历史书写与现实观照之间的辩证关系。此文虽然是对过去的重述，但其价值却指向现在与未来。当年“天堑变通途”的公路建设，如今已发展为“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网络”，但那种“在战时承载了难以想象的重量”的公路精神，是否仍在延续？文章提醒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传承不仅需要记忆，更需要实体的物质载体。

从文学叙事的角度看，文章虽然是在仓促间完成的历史叙述，却因其选题的历史深度和细节的真实性，获得了超越文本的文学价值。文章通过具体的数据（“300余车次，历时50余天”）、生动的场景（“翻越秦岭，无一箱损毁”）、典型的人物（总工程师赵祖康的回忆）和重要的事件（文物西迁、高校南迁、成陵迁移），构建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历史时空。这种基于事实的文学性叙事，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具震撼力，也让那些默默无闻的筑路者、驾驶员、养护工得以进入历史的前台，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

《国之命脉》一文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公路运输中体现的民族精神——那种在极端困境中依然坚持的韧性，在资源匮乏中依然迸发的创造力，在危险重重中依然坚守的责任感。这些精神品质不仅属于那个特定时代，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当我们今天飞驰在陕西的高速公路上，或许很难想象当年在秦岭山脉中“曲折盘旋”的艰难行程，但正是那些“看似简陋的公路”，在那个危难时刻“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尊严”。

此文作为一篇“刀笔快手”的急就章，或许在文学修辞上还有精雕细琢的空间，但其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对运输脉络的清晰梳理，以及对那种公路精神的敏锐捕捉，已经使这篇文章超越了简单的历史追述，成为一部浓缩的抗战交通史，一首献给所有“为民族生存而筑路、护路、行路的人们”的散文诗。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这样的历史重述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启示——一个民族的命脉，不仅在于有形的道路网络，更在于那种无形的精神传承。

。

作者简介：

董邦耀,笔名骊山、高言，原为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1977年以来，文学作品和征文等获奖百余次，出版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道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个人文集《浅海掬浪》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报告文学集《大道撷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集《浪花如雪》（沈阳出版社），主编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龙脉天路》、《情铸生命线》等，2006年入选《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