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我常常与同学们争论我们这些底层人是否已经注定了一生的命运。五十岁时,我开始相信命运和运气的存在。命运和运气像是两条相互缠绕、在时间轴上不断延伸的线,它们在无数次的机遇中碰撞出火花。终了,方可说“命运”二字。 文革时期,丹山劳改农场被芜湖商业局接管,1974年又恢复为劳改农场。当时,芜湖商业局请求在竹林里盖两间房,因为他们局里的一位老领导得了肺癌。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说,如果住在城市里,他还能活半年;但如果住在空气清新的地方,可能会多活几年。商业局表示,其他费用都不需要农场负责。作为回报,商业局批了五百斤白糖指标额度给总场(当时都是计划供应),还额外送了很多紧俏商品给分场。结果,这位老领导一住就是十一年,后来他回芜湖检查身体,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一位工友兼棋友,外号张老歪(因为他下棋常走怪招),是个大烟鬼。和我下半天棋,他要抽两包烟,熏得围观看棋的人都睁不开眼。2011年,他去上海做了肺癌手术,手术很成功。医生建议他去空气清新的地方,再活十几年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他和妻子去了广西巴马考察了一个月。他们觉得巴马气候宜人,水质优良,新鲜石斛十元一把(约半斤),简直就是人间仙境。于是,他们把合肥的福利分房卖了四十多万,用这笔钱在巴马买了两个单间(每间十六平方米,价十八万),一间出租,一间自己住。他们每天呼吸着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喝着山泉水,感觉精神放松了许多,几乎天天跳舞,仿佛返老还童了。
2016年我退休后,听张老歪说巴马的好处,我也想去看看,就主动给他打电话,说了我的想法。他说他正在合肥住院,我立刻赶到医院去看他。
见面后,我问他:“在巴马下棋,能找到对手吗?”他回答说:“到那边几乎不下棋了。”我又问他的复查情况,他爱人接过话头说:“老样子。”并递给我一个眼神,示意我不要多问。毕竟是老朋友,我还是忍不住多唠叨了几句,但不再问他的病情。到了走廊外,他爱人跟我说:“在巴马的时候他身体还不错,回来就是想检查一下指标,看看具体恢复了多少。头天夜里,他听说原单位同事的福利房卖了八十万,才两年多时间,房价就翻了一番,而他在巴马的另一间房却租不出去。他一下就想不开,心脉被堵了。”医生分析说,可能是营养没跟上,加上过度锻炼,元气耗损太多,癌细胞已全身转移。他爱人说,主要是房价涨得太快,房子卖亏了,他一下想不开,心脉被堵了。医生建议不要告诉他病情,说他还能活一个月,但告诉他后,他只活了三天。我落泪长叹,好棋友没了。
我的一位战友也是高中生,因为是农村户口,退伍后村里留不住他,他就和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工程队,接一些土建工程活。如果接到盖房子的活,他必请我去谋划一下,因为我学了两年大木匠(农村的建筑师)。有一段时间他接的活多了,说他一年的收入是我十年的工资。他劝我辞去公职和他一起干,我犹豫了,但最终没有答应。他很快就成了万元户。他的未婚妻是他高中同学,在公社初中部当民办教师,月工资二十几元。九十年代,国家有一项政策,民办教师可以通过考试转正。就在这当口,他的未婚妻却病了,得了肺癌。住院治疗期间,学校通知了民转正考试的日期。医生说她去不了,但她却坚持要去考试。民办教师和正式教师的差别很大,她做梦都想当正式教师。她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参加了考试。结果,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说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了,回家养养,也就半年的时间。
这期间,我参加了战友的婚礼。战友抱着他的新娘举行了婚礼。看着高一米六五、体重只有二十二公斤的新娘,裹在洁白的婚纱礼服里,满脸笑容,我却忍不住一阵鼻酸。我们也象征性地闹了新房,她说她非常幸福,泪珠挂在脸颊,希望能看见来年的桃花。将死之人最好不要死在家,肺病也需要特别清新的空气。我战友就在他家承包的山地南坡,盖了一个简易的房子。春节期间,他在房前屋后种了两百多棵三年期的桃树苗,期待三月桃花开时,爱妻在房间的任何角度都能看见粉红桃花。他的建筑活也放下了,天天陪着老婆,在门口拾掇农田和菜园子,自然也养了小鸡,给新家增加生气。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学校就开学了,学校来人看望他妻子陈秀娟,并告诉她,她已经转为正式教师了,并补发了工资(当然,我战友也运作了一番)。
天渐渐暖和了,桃花也开了,整个世界都是粉红的。她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桃子由青变红时,她已能下地了。原本是要在家等死的,自然是基本没有用药了(因为怕药的副作用)。在绿植包围的环境中、空气清新,在爱的关怀下,又有精神上的满足,她的身体状况竟是一天比一天好!八月后,她已能自己行动了。有人建议她去医院复查一下,但陈秀娟不同意,说病就是医院看出来的,不看医生,不吃药,身体就好了,为什么要迷信医院?再后来,学校给她分了一套房,她全家都搬到学校去了。
从以上三个例子来看,我认为人是有天命的,运气也不是我们能完全掌控的,但命运却能在个体的认知范围内,通过主观努力做出一些改变。我们要相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