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徐佩珩回忆录《逝水留痕》)

文/徐佩珩     图/龙莆尧      编辑/谦坤

(四十五)

       在我父亲居住的小巷的巷头，住着一个叫阿福的农民，他生性凶恶，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从匪。他那双凶狠的眼睛时时放着凶光，有如利剑一般，我最怕见到他。他妻子倒是一位善良的人，她看不惯丈夫的行径，搬回到娘家去住了。有一天，我抱趣飞去母亲处玩，回家时，经过他门口，看见他持枪坐在厅门口的门槛上，趣飞要进去玩。开始，我没发现他持着枪，而与他的房屋相通的另一间房屋里，住着肖容嫂一家人，趣飞有时去她家玩，我的脚还未踏进门口，便听见他恶狠狠地大喝一声，我顿时被吓得心头卜卜乱跳，赶忙走开了。后来我才得知，一伙土匪绑架了笔村乡的三个男女教师(当地话叫标参)，“肉参”就关在阿福家里。过了几天，我抱着趣飞站在父亲屋门前，突然看见三个蓬头垢面的人赤着脚走上巷来，他们惊惶失措的问我，巷尾能不能通出公路，我记得，巷尾有一堵矮矮的围墙，跃过围墙进入祠堂的厨房，再翻过一堵矮墙便是一个小树林，穿过小树林便可出公路了，而这一带十分清静，没有什么人行走，正是逃跑的好路径。我指一指巷尾，点一下头，示意她们快走。他们走后，我默祷上天庇佑，让他们能逃脱罗网。岂料上天不庇，走不多远他们又给捉了回来，土匪将他们毒打一顿之后，转移到别处囚禁，后来结果如何，我便不得而知了。在沦陷区里，横行霸道的事儿多着呢。

        回夏园居住这些日子，我深深感到，乡村老百姓的生活大多数都是苦的，乡村里开设的烟馆和赌档，更使不少穷人雪上加霜，很多人因为穷，才去赌，希望博取赢钱，一夜暴富，谁知十赌九输，泥足愈陷愈深。没有现钱，便拿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去当，夏园便有一间典押的铺子。

趣飞会走路了，不能老把她困在屋里，烟馆、赌档、及小商铺空阔的地方多，我们母女经常在那些地方穿插留连，见惯了赌徒们输钱后的愁眉苦脸以及烟客的有气无力。有一家叫“灼记”的洋货店，为了赚钱，竟购买了许多黄色书刊回来推销，真是国家将亡，尽出妖孽！看着他们民族意气全无的样子，我的心实痛楚万分。

        距上次阿龙到沙坪领取经费差不多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经费已几乎用尽，我们三番四次催总台汇款，但总台都不理会。其实，我们第一次上韶关领取的是过了期的经费，第二次到沙坪领取的经费，虽说是一年，其中一半也是过了期的，真正属于未来的经费只有半年，这时，我们的生话费用也成了问题，没奈何，我们只好向母亲求援，深明大义的母亲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我们愈接近胜利，伪报章却愈吹嘘他们打大胜仗，不过明眼人都可以嗅到味儿，知道敌人快要灭亡了，我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与一位叫阿玲的堂嫂打赌，我说日本鬼子不会超过农历八月便要退回老家了，她不信，她说如果我赢了，愿意输给我一碗鱼包，鱼包是当地出产的一种用鲮鱼肉做皮，鱼肉、鲜虾、蜡味做馅的美食。果然，轴心国的意大利首先败倒，其次是德国的灭亡，最后日本也不得不于1945年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东亚共荣圈的梦幻彻底毁灭了。我们的祖国获得新生了！中华民族求得生存了！消息传来，真使我欣喜若狂，我搂着趣飞在跳跃，大喊：“我自由了！可以飞翔了！”从1938年6月进入模范团到迎来最后胜利，我已舍生忘死战斗了7年多，见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我，能不如此兴奋吗？

抗战胜利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在这之前，因电源问题，我们与总台的联络已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和总台取得联络，于是阿龙便自己出广州找关系，我仍留在乡间。

       抗战胜利了，那些伪军汉奸之流，很多都躲起来了，甚或逃亡到香港或澳门去了，而另一些有野心的人，却妄想在胜利中浑水摸鱼，捞一把果实。日本宣布投降没几天，夏园村有几个有钱有势的子弟，聚合了十多人，拼凑了十几条枪，他们自称是什么自卫游击队，一行人走路上萝岗找钟锡容的游击队，企图让钟锡容收编他们，承认他们是正式游击队，以获取一点胜利的果实。这班乌合之众，事先并没有知会钟锡容，当他们行至萝岗附近时，让钟锡容的弟兄打了个伏击，一听枪响，这班乌合之众即各自逃奔，曾经出来活动过的，晓得找到好的地形隐蔽，头一次出来走动的却不知如何是好，呆站着等人射击，结果一个叫红毛的人当场被击毙，遗下新婚不久的妻子阿玲。另一个叫阿栋的受了重伤，回家后即不治身亡，遗下妻子及一男一女两个子女。还有一个叫阿璋的，吓得躲在一个地方，一天一夜还不敢出来。后来虽然知道误会了，但追悔也莫及了，事后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死的自认倒霉罢了。(未完待续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