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发一组抗战题材的文章，日更一篇。虽是旧文，却赋新奠，以誌缅怀。“血祭胜利八十年，华夏重生谱新篇。”
世纪之赌
（小说）
二
华捷定了定神，喝了一口咖啡。转过头去看窗外。
机翼下，深蓝色的太平洋一望无边。偶然见到的小岛就像一个镶了银边的大盘子。那银边是层层海浪的杰作。
当年的海也是这么蓝，只是没有什么浪，只有从远处扑面而来的一个个像小山丘般的涌。
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中航行了半个多月了，十七岁的华捷每天都和同伴们坚持在甲板上跑步，锻炼身体。
无论是船长大副，还是水手乘客，都对这五十多个穿着便装，年龄相仿，精神抖擞的小伙子大感兴趣。
可是，也无论他们如何巧妙地盘问，小伙子们总是笑眯眯有礼貌地回答，我们都是去美国读书的。
一天， 客船餐厅的广播里突然传出了美国向日本宣战的消息。
原来，就在两天前，狂妄无耻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突然偷袭了珍珠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美籍轮船的船长立刻命令全船进入战备状态。
警报声中，船员和乘客都在演习着如何应对日军潜艇的袭击。
船长吃惊地发现，五十多个中国小伙子同时穿上了中国空军的军装，一个个威武雄壮。
原来，他们都是中国的空军飞行员，是到美国去接受飞行训练的。
当时，华捷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学员之一。
六个月之后，他们这批学员驾驶着二十五架B—25型轰炸机各自单枪匹马地飞到了印度的汀江机场。
飞往汀江的途中，华捷的飞机损坏了一个发动机。他是凭着单发的有限动力勉强挣扎到机场的。
这是十七岁的华捷创造的第一个奇迹。
在汀江，他们又集中训练了三个月。没等训练结束，华捷就被国防部调到了“中华航空公司”，担任飞越驼峰的运输任务。
因为，“华航”在飞越驼峰的过程中，飞机和飞行员的损失太严重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只能剜肉补疮，从空军抽调一批轰炸机和飞行员给“华航”。
他就是在“华航”认识只比他大两岁的美国小伙特纳，并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的。
两个人的生死不渝的战斗友谊是个奇迹。两个人能够活下来，一直活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这本身也是个奇迹。
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
两个人在北京见面，参加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在大会的组织下，中美两国抗战老兵又去了南京、重庆和昆明等地，寻觅当年炮火硝烟和碧血橙沙的战场。
故地重游，每到一处，当地政府和人民隆重而真诚的接待都让他们感到亲切和温暖。
他们在“飞越驼峰”的纪念碑前合影留念。面对从滇池打捞上来的“飞虎队”的遗物，面对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从怒江大峡谷里运出来的53号C—53型运输机的残骸，他们个个激动得老泪纵横、哽咽不已。
那一次聚会，大家都穿着西装或笔挺的军礼服，有许多人还佩戴着耀眼的将星和绚丽的勋章。
只有华捷和特纳，在半个月的纪念活动中一直穿着当年的飞行夹克。特纳还特意按照当年的习惯，把那块称之为“血幅”的布巾缝在了飞行服的后背上。
“血幅”是当年中国政府颁发给每一个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外国空军人员的一块四方的布巾，上面用中、英、俄文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助。”
就是凭着这个救命的布巾，许多美、苏、英军飞行员在飞机失事后都得到了当地军民的救助。就连那些降落在日军占领区的飞行员，也被中国军民冒死抢救出来了。
因此，许多在中国打过日本鬼子的飞行员多年以来一直珍藏着这块布巾。
那一次，特纳离开中国的时候，与华捷久久地拥抱。相约下一次聚会的见面。
特纳拥抱着这个只及自己肩膀高的清瘦中国老人，附在他耳边说：“兄弟，咱们的赌还得接着打下去！”
华捷强忍内心的酸楚，打着哈哈说：“那当然！我敢现在就跟你掏赌注，我赌这一把我赢！”
特纳也是强颜欢笑：“这得上帝说了算。当然，但愿咱们谁都没输。机长先生，说不定明年就又见面了。”
当年，他们都是“华航”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机长，两个人也都习惯和喜欢相互以“机长”相称。
中国方面找到了“53号”C—53型运输机的残骸以后，也找到了机长福克斯的遗骨。他的遗骨很容易辨认，因为在他的颅骨下面找到了那个被美军戏称为“狗牌”的铝制军人身份牌。
美国政府在福克斯的家乡为这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优秀飞行员树立了一座铜像，同时举行一年一度的二战援华陆军航空兵老兵聚会。
华捷这次就是应美国政府特邀前来参加福克斯铜像的揭幕典礼的。
机翼下已经朦胧地出现了美国西海岸的海岸线。广播里用英语通知，还有一个小时，飞机将在美国的繁华城市旧金山降落。
华捷不由自主地用美语嘟哝了一句：“旧金山！我的上帝，你还是那么漂亮吗？”
路过的空姐好奇地看了老人一眼，夸奖道：“老先生，您的美语说得太地道了。”
华捷咧嘴笑了笑，说：“谢谢。”又转过头去看舷窗外面。
六十五年前，他们就是坐着轮船，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里颠簸了一个多月，然后在这里登上了美国的土地的。
年龄最小的华捷担任了队里的英语翻译。那个专职的翻译因为在英国的剑桥留学多年，在美语方面还比不上华捷。
出生在上海的华捷从小就跟着在美国领事馆当佣人的妈妈在一群美国人中长大，六岁时又进入一家美国人开的教会学校读书，他的美语特别是口语，当然好。
十六岁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恰逢政府在大学生中招收飞行员。他抱着航空救国的强烈愿望，毅然报名。而且考试成绩和身体检查都在数千报名者中名列前茅。
但他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到通知书。而他的好友周明已经走了两天，连军装都穿上了。
他急了，把电话打到负责招收飞行员的国家“航空委员会”去了。
电话那头，一个显然是很有身份、很有修养的人慢条斯理地说：“好好读书吧，小伙子。等你大学毕业，照样可以打日本鬼子的。”
华捷不服气地说：“我的考试成绩和身体都比别人优秀，你们为什么不要我？”
那人依旧心平气和：“不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你不懂英语。”
“我不懂英语！”华捷大叫起来，立刻用纯正的美语像连珠炮似地质问起对方来：“你又没有问过我懂不懂英语，你怎么知道我不懂英语？告诉你，我的英语比你想象的要棒得多！”
对方显然是大吃一惊，他惊喜地说：“哦？原来是这样？”
他也操起一口流利的美语，在电话里足足跟华捷聊了十多分钟，最后说：“明天你就到我们这里来，我让你挑选一套最合身的军装！”
想起很快就可以见到当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了，华捷很激动。他觉得机舱里很闷热，就把领带结往下拉了拉。
他摸了摸西装的口袋，那里面有一个厚厚的布包。
包里是一个染血的“飞虎队”的飞行员臂章。
臂章上用银线锈着一只长着翅膀、张着血盆大口、伸着利爪腾空飞跃的猛虎。
这是他在湖南芷江参加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时，当地一个曾帮助过美国飞行员的老农民送给他的珍贵的礼物。
这一次，他要把这个礼物再郑重地转赠给特纳。以了结他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特纳的亲弟弟泰戈尔也是个飞行员，而且就在飞虎队。
很有意思的是，泰戈尔的名字在英文中也是“老虎”的意思。
他们兄弟俩还在田纳西的家中的时候，就打了一个下（z)注很大的赌：谁先揍下一家日本鬼子的飞机，谁就将赢得对方500美元的赌注。
结果是弟弟赢了。因为他开的是战斗机，而特纳开的是运输机。
在昆明的第一次空战，飞虎队就撞了个满堂彩。
他们一举击落九架日机，两架“零”式，七架“九六”式轰炸机。而自己无一伤亡。
当时，昆明的数万军民亲眼目睹了这场精彩的空战。就是那一天，激动万分的人们把“飞虎队”这个后来震撼世界的美誉送给了这个刚刚组建就横空出世的美国民间抗日志愿航空组织。
特纳没有食言，很痛快地拿出了500美元。
而这一次泰戈尔因为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而发了个小财，他还从长官那里领取了500美元，这是打下一架日机的奖励。
泰戈尔还大骂那些黑良心的国内军火商。
他后来又咬住了一家日本飞机，可当他狠狠地按下按钮时，却发现枪炮全部都卡壳了！
他气呼呼地说，如果不是那些“狗娘养的”军火商，他的战果还要大得多。
后来经过军械员的检查才知道，那些军火商的确是无辜的。
因为泰戈尔第一次参加空战，过度紧张，手指一直死死地压住枪炮按钮，所有的炮弹早就被他打光了！
泰戈尔有一个生死与共的队友。这个人就是和华捷一起参加空军的周明。
那还是1942年的夏初。
日军挟横扫东南亚的余威，一下子出动四、五个精锐师团，杀气腾腾地从缅甸向云南一路掩师猛扑过来。
怒江上的惠通桥是中缅边境上的咽喉要津，中国军队派有重兵把守。
炸不炸这座桥一直是中国最高当局举棋不定的难题。
如果炸了，中缅公路上的一个最艰巨的工程将彻底报废。当初修这座桥时可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不炸吧，又怕日军占领了这座桥之后，向国内调运重兵，长驱直入。
日军攻击的速度快得出乎意料。我方的便衣侦察人员竟然在大批涌入国内的难民中间听到了叽里呱啦的日本话。
守桥的团长听到这个消息，先是大吃一惊，后又将信将疑。
如果捕风捉影，在大量的军队和难民还没有撤回国内的时候就将桥炸掉，上面追究下来，自己的脑袋就要搬家。
但如果被日军的化了妆的特工队钻了空子，丢掉了惠通桥，自己更要被千刀万剐。
正当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的时候，忽然士兵押来了一个卡车司机，说他不肯给军车让路，还故意无理取闹，结果使桥上发生了堵车，状况一片混乱。
团长一看那个桀骜不驯的卡车司机，突然灵机一动，把脸一翻，大吼一声：“他妈的！这分明是破坏抗战，拉出去毙了！”
士兵们直愣愣地看着团长，还没反应过来。
团长大怒，掏出手枪来，“啪”地一枪就朝那司机的脚下打去，司机没被打着，却吓得一屁股瘫坐地上。
随着这一声枪响，慌乱的人群一下炸了营。
这时突然从远处的人群中传来了一片“三八大盖”的枪声，其中还夹杂着歪把子机枪的“咯咯”声。
团长的冷汗“刷”地下来了，他高举着手枪大喊：“弟兄们，日本人上来了！给我打！狠狠打！”
狡猾的日本人大量装扮成难民和商人马帮，以凶猛的火力向守桥部队发起了突袭。
被打得措手不及的守军虽然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大桥还是丢失了。
幸亏他们事先在桥上埋设了炸药，当日军的坦克隆隆驶上大桥时起爆了炸药。
日军高速推进的机械化部队在汹涌湍急的怒江边嘎然而止，大批人员装备拥挤在狭窄的怒江峡谷公路上，成了飞虎队和中美空军的活靶子。
玩命俯冲到峡谷里的P—40一架接一架。
这些面目狰狞的战斗机不停地喷吐着火舌，将机翼下黑黝黝的炸弹准确地扔到车队里、人群中。
在死神狰狞的黑翼下，无处躲藏的日军在火海中血肉横飞、人仰马翻。
当泰戈尔兴奋万状地紧贴着排成一队的日军坦克投弹扫射时，他被日军的高射火力击中了。
他勉强将飞机拉到跳伞高度，飞机就失控了。
强劲的峡谷风将泰戈尔的降落伞吹到了位于日军一侧的山头上。
嗷嗷叫的日本鬼子立刻向这个山头展开了攻击。
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候，突然一架战斗机怪叫着俯冲下来，把暴雨般的子弹喷向冲锋的日军，打得日军抱头鼠窜。惊慌中有不少鬼子从山崖上滚下去直接就摔死了。
后来，那架P—40就冒着日军的高射火力一直在这座山的上空盘旋，只要发现鬼子一抬头，他就立刻俯冲扫射。这样僵持了半个小时，直到中国军队组织了强大的火力，把泰戈尔抢救出去为止。
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周明。
他眼看着泰戈尔被中国军队救走，才发现自己的油料表上的指针已经指向了“零”。
他掉转机头，刚刚飞过怒江，螺旋桨就骤然停止了转动。
周明一边控制飞机朝昆明方向滑翔，一边试图重新启动发动机。但连试几次都失败了。
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他只得弃机跳伞。
周明回到昆明巫家坝机场，刚下车就被在那里等候已久的泰戈尔紧紧地抱住了。
泰戈尔对周明说，你给了我一条命，我得还你这个人情！
后来，泰戈尔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那是发生在老河口战役中的事情。
这时，“飞虎队”已经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他们俩都属于驻芷江的十四航空队第五大队。（中美联合大队）
那一次，他们出动数十架战机，让进攻老河口机场的配属了坦克和炮兵的整整一个日军骑兵联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一仗，使极少数侥幸逃生鬼子兵真正认识到，笨重迟钝的地面部队与死神般的战斗机对抗的结果是什么。也使这帮狂妄嚣张的日本人真正地尝到了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
但是，周明的座机也被日军的防空火力击落了。
他独自一个人提着手枪在空旷的田野上朝着西南方向走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他发现一架P—40在天空盘旋。他认出来了，那是泰戈尔的87号机，他是来寻找自己的！
泰戈尔也发现了在地面艰难跋涉的周明。他不顾周明拼命向他摆手阻止，也不顾地面凹凸不平，到处是石头土坷，强行降落了。
而就在此刻，周明看到了远处骑兵扬起的灰尘，飘扬在刺刀上的膏药旗在残阳的映照下像血一样醒目刺眼。
本已寸步难行的周明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跑到了飞机旁边。
可是，P—40是单座战斗机，根本无法坐下两个人。
此刻，日本骑兵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们哇哇的大叫声也清晰可闻。
周明说：“你快走，别管我了！”
泰戈尔跳出机舱，把周明拉到机翼上，朝机舱里看着。
机舱狭窄，肯定容不下两个人。
周明大叫：“你快走！你没有必要陪我一块死！”
泰戈尔转过头来，愤怒地大嚷：“你他妈最好给我闭嘴！”
忽然，他把座椅后面的降落伞、电台全部扯出来扔掉，然后把周明像塞麻袋一样强行塞进了座椅后面。
P—40的油门开到了最大，吼叫着、颠簸着，疯狂地起飞了。
这时候，日军骑兵已经赶到了他们刚才停机的地方，朝他们“叭勾、叭勾”地放着枪，子弹“啾啾”地从他们的头顶飞过。
在空中，周明大声地说：“你不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救我！”
泰戈尔回过头大声地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一派胡言！你想知道我刚才的打算吗？如果我带不走你，我就会亲手杀了你！而决不让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美国人很离谱，他们经常会干出来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事。
国人有时候觉得他们荒唐，但有时候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略和勇气。
在返航的途中，泰戈尔对周明说：“在最危险的关头，你们首先想到的是死，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活。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也许这就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也许是人种文明的差异、也许是这些美国人天生就有冒险的基因，也许是他们都有血缘和传统的相承，泰戈尔的哥哥也是个大大的冒险家。
（2004年，有删改）
（未完待续）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