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历史上两个伪君子——宋之问和朱熹

               作者:李启兴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伪君子”标签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刺穿道德虚伪的面具，也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初唐诗人宋之问与南宋理学家朱熹，这两位在各自领域达到巅峰的人物，却都在身后背负着沉重的道德争议。他们一位是律诗奠基者却卖友求荣，一位是儒学集大成者却被指控私德败坏，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共同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理想与现实人性的深刻矛盾。本文将穿越历史迷雾，剖析这两位历史人物被冠以“伪君子”标签背后的历史真相与评价机制，揭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权力漩涡中的生存困境。

一、初唐才子的道德困境：宋之问的双面人生

在初唐的宫廷文化圈中，宋之问（约656-712年） 曾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这位与沈佺期并称“沈宋”的诗人，对唐代律诗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与沈佺期在继承南朝“永明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声律理论，确立了五言、七言律诗的平仄、对仗规则，被明代胡应麟誉为“初唐之冠”，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的《度大庾岭》中“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的深沉，《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微妙心理刻画，至今仍被视为古典诗歌的典范之作。

然而与宋之问的文学成就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他备受诟病的道德人格。这位宫廷宠臣的一生，堪称一部攀附权贵的谄媚史：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宋之问为得宠幸，不仅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代笔写诗，甚至做出“捧溺器”（为权贵捧尿壶）的卑劣行为。当武后流露出对其才华的欣赏时，宋之问竟写《明河篇》大胆示爱，却因口臭遭拒，成为宫廷笑谈。

•神龙政变后，张易之兄弟被杀，宋之问作为党羽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难以忍受岭南艰苦生活的他，竟违抗朝廷命令，私自逃回洛阳，藏匿于好友张仲之家中。当得知张仲之密谋刺杀权臣武三思时，宋之问为求复官，出卖救命恩人，导致张仲之全家被杀。

•中宗复位后，宋之问先是依附太平公主，后又转投安乐公主，最终在唐玄宗登基后被赐死。据《新唐书》记载，临刑时他“慌悸不能处家事”，在友人怒斥下才“饮食洗沐就死”，其结局凄惨而充满讽刺。

更令人不齿的是，宋之问被指控犯有“因诗杀人”的恶行。《大唐新语》和《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因其外甥刘希夷不肯出让“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宋之问竟“以土袋压杀之”，夺诗为己作。尽管此事的确凿证据尚存争议，但宋之问诗集中收录此诗且未标明原作者，成为其人格污点的有力佐证。

宋之问的悲剧在于其人格的彻底分裂——作为诗人，他创造了不朽的文学遗产；作为士人，他却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道德底线。这种分裂使其成为唐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明代王世贞一面肯定他“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的成就，一面又对其人格不齿。

宋之问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在权力诱惑面前，艺术天赋与道德操守可能成为互不相容的两个面向。

二、理学宗师朱熹的卑劣表现。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南宋，另一位文化巨人遭遇了更为复杂的道德审判。朱熹（1130-1200年） 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完备的哲学体系。他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规章制度”，影响力远及东亚各国。

朱熹重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努力，为动乱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精神支柱，钱穆评价他：“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被尊为“朱子”的圣贤，在晚年却卷入南宋最黑暗的政治风暴——“庆元党禁”。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受权臣韩侂胄指使，上奏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其中最为致命的指控直指其私德：

一是引诱两名尼姑为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招摇过市。

二是与儿媳通奸导致“家妇不夫而孕”。

三是不孝母亲，“自己吃好米，却让母亲吃糟糠陈米”。

这些指控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而言堪称毁灭性打击。尤其“不孝”罪名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尤为致命，直接动摇了朱熹作为道德导师的合法性。

支持指控有力证据有三：

1、宋宁宗批准了沈继祖的奏折，撤销朱熹皇帝老师的职务，贬往永州为官。

2、宋史《朱熹传》有专门记载。

3、朱熹自已认罪，朱熹在谢表中写道“谅皆考覆以非诬”，被解读为默认指控。

最令人不齿的是他酷刑严蕊陷害唐仲友案。严蕊（生卒年不详），原姓周，字幼芳。南宋中期歌妓、女词人。严蕊自小习乐礼诗书，后沦为天台（今属浙江省）歌妓，改艺名严蕊。宋代有名的学者唐仲友任台州太守时，严蕊的一阕咏桃花词《如梦令》惊倒众人。两人就惺惺惜惺惺，严蕊敬唐仲友人品，唐仲友爱严蕊才华，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但天不遂人愿，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和朱熹的理学是对头，朱熹就以“官府不得宿妓”为借口要修理唐仲友，找来严蕊要承认二人有染。他让衙役剝光严蕊衣服，让严躺在冰冷地板上，不断用藤条狠命抽打，为使唐仲友不受不白之冤，严蕊不惧朱熹的诬陷逼供，严酷杖责，纵打得体无完肤始终不肯屈服。最后，朱熹以有关风化的罪名判其入狱。后来朱熹改任，岳飞的三子岳霖任提点刑狱，岳霖敬重严蕊的气节，重审案子，问其归宿。严蕊现作《卜算子》，岳霖深受感动，取消了其籍，判其从良。

现代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指控实为精心设计的政治构陷。既是政治构陷朱熹就该申诉其“诬陷”罪，让朝庭调查使诬陷者反座。然而八百年来无一人为朱熹澄清，包括朝庭其子孙后代都不能推翻那些“诬陷”之词，使那些“诬陷”反而成了“铁证”。

关于朱熹为陷害同僚唐仲友严刑逼供严蕊一案，有人说是误传。然而经反复核实，此案是南宋时学者洪迈所记。洪迈大朱熹七岁，他说朱熹七次奏本要扳倒唐仲友，不惜严刑逼供严蕊，而严蕊宁死不作诬陷之事。记这个公案的书名叫《夷坚志》。通过此书记载，人民对严蕊报以尊敬，而对朱熹这个“圣人”怎么也尊敬不起来。

朱熹的“伪君子”污名，本质是理想主义思想家与权力现实的悲剧性冲突。他主张“匡正君德”限制君权，触怒宋宁宗；提出减轻农民负担，得罪地主集团；反对议和得罪主和派。

    当朱熹的道德理想主义威胁到权力结构时，政敌便以方式——私德攻击进行清算。朱熹死后九年，宋廷为其平反，追封徽国公，从祀孔庙，但并没有否定那些“不实指控”，“伪君子”的形象已牢固树立人民心中。

     宋之问和朱熹两人事实说明：文品和人品是两回事，一个人学识再高而人品却很低劣，任凭冠以“才子”“圣人”都无济于事。知识分子要有良知，要有作人的底线。历史终将证明，那些在权力面前坚守良知的人，才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不灭的灯塔。

           2025年8月21日于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