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发一组抗战题材的文章，日更一篇。虽是旧文，却赋新奠，以誌缅怀。“血祭胜利八十年，华夏重生谱新篇。”
老 曾
不知道他叫曾什么，只知道他叫老曾。
我认识老曾是在邵阳地区五七干校。那时候我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是城步土桥公社一个偏远山村的下放知青。
经过w化大g命的颠沛流离，一家人总算是在五七干校团聚了。
爸爸在六连，那个老曾也在六连。妈妈先是在一连，后来父亲解放了，先是安排在干校当副校长，没几天又当了一把手。夫贵妻荣，妈妈又去二连当了连长。
六连在最远最偏僻的水浸坨，被称为“牛鬼蛇神连”。除了共产党的“走资派”，还有国民党、三青团，地富反坏右，甚至还有日伪人员。反派人员当然高兴，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共产党的高官，现在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厮混在一起，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光。而这些“走资派”们不乐意了，就算犯了错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也还是共产党，真的就成了好赖不分，蛇鼠一窝了？
干校整天忙着修路、盖房子。盖完了宿舍盖食堂，盖完了食堂盖礼堂，后来又修起了制茶的厂房、收茶叶的仓库和供学员子弟读书的学校。
那是不分昼夜、顶风冒雨、加班加点地干。
当时的干校只有几台可怜的机械。一台仿苏联嘎斯51的南京嘎斯，两台小手扶拖拉机。后来又添置了一台“铁牛55”大型拖拉机。
作为家属，作为回家休息的在职知识青年，我也不能闲着，经常参与他们的劳动。但我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帮助他们摆弄机械。修理班是我没有事时最爱去溜达、最爱去帮忙的地方。
修理班只有几个修理工。
有个姓袁的矮小老头，是邵阳人。还有一个姓吕的老头，山东人，身材高大，又黑又胖。两个人都是技术精湛的汽车修理工。修理工不出奇，问题是他们都是国民党。
袁师傅在修理汽车方面身怀绝技，而且讲解起机械原理条理清晰，不厌其烦。他是我学习汽车修理的第一个师傅。这两个人原来都是在国民党某部工作的，说不定就是国民党党员。
修理班还有一个姓蔡的国民党，听说原来是修理美军战斗机的，技术了得。
那时候说国民党可了不得。
提起国民党，我们就想起电影中屠杀共产党员的面目狰狞的刽子手，还有就是电影中的特务，要炸我们的军列，暗杀我们的重要人物。反正是个个阴险狡猾，心狠手辣。
小时候这类电影看多了，一说起这三个字脑子里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那些恐怖画面。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这个共产党的儿子却是国民党的徒弟。
当初这几个人都属于六连，只是由于工作需要才被借调到五连。（五连是机械连，只有十来个人，驻校部）
得知他们也是六连的，我心中颇为愤懑不平。凭什么他们也跟父亲那些老共产党员们管在一个连，难道又开始国共合作了？那一刻我对w化大g命算是怀疑到家、彻底失望了。
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其实，被强制在这里集中劳动改造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都是好人。
他们不会在茶杯里面放毒，在什么地方偷偷地放置定时炸弹或者躲在什么地方磨刀霍霍。
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情感。而且他们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心地善良，他们都有功于民族和国家。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老曾时的情景。
那一次，那台干校唯一的宝贝嘎斯车在车库里搞保养。我也在那里一手油污地跟着参和。忽然走进来一个瘦瘦高高、年龄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人，他操着一口很难懂的带着衡阳腔的双峰话，嘻嘻哈哈地跟大家打招呼。
修理工们也很亲热地跟他说话，而且原本蹲着在油盆里洗零件的老袁还站起来跟他说话。
我注意到，老袁的脸上除了高兴还有尊重的表情。
瘦高个走后，我好奇地打听这个人是谁。
老袁说他姓曾，也是六连的。是抽到校部来开拖拉机的，就是干校新买的那台“铁牛55”。他开起来可神气了。
我注意到，这个一脸灿烂阳光的男人好像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而且在笑和说话的时候都有一股隐隐的傲气，有时候会不自觉地仰起脸，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这在当时的“牛鬼蛇神”中间可是非常罕见。
我说，这个人好像、好像——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下，选了一个合适的词汇：“有点意思”？
说话一向喜欢阴阳怪气的吕师傅说，他的意思就不止一点啦，他的意思大了去了！
见我稀里糊涂，袁师傅一脸神秘地说，老曾过去曾是国民党新一军的卡车司机，是开那种“大道奇”的。
看见老袁郑重其事的样子，我说，新一军怎么啦？很厉害吗？
老袁说，新一军是国民党的王牌军，过去牛皮得很啦。老曾过去很神气的。
我说，他过去很神气？我怎么看他像个农民。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老曾很像反特电影《铁道卫士》中那个国民党特务马晓飞。只是比那个狡猾狠毒的特务瘦些、高些。
一边乐呵呵的老蔡又说了一句，他过去是开“大道奇”的呢！
我问，什么是“大道奇”？
老吕说，“大道奇”你还不知道？就是美军的十轮大卡车！打仗的电影中美国鬼子常坐的那种汽车！说这话的时候，老吕的脸上满是吃惊和不屑。
老袁马上维护我，说，他才十多岁，他那里知道！再说，这种车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确实，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进口美国车。在战争年代缴获的那些车也由于年代久远，缺少零部件维修保养而逐渐淘汰了。
当时见得最多的就是在苏联老大哥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根据苏联“吉斯150”型中型载重卡车的图纸仿造生产的“解放牌”4吨载重卡车。而且这种卡车在当时被看做是一种高档汽车，等闲也是难得看到的。
即使是在我心目中已经很庞大的解放牌卡车，也只有六个轮子。那么十个轮子的大卡车是什么概念？
在我的想象中，如果开着这种汽车在公路上飞驰，那一定威风极了。
没过多久我就认识老曾了。
跟老曾渐渐熟了，就想开开他的“铁牛55”。
那玩意儿牛高马大，后轮一人多高，而且是敞篷的。油门一轰，机头的排气管黑烟直喷，发出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劈啪声。
驾驶员手握着相比汽车要大得多的方向盘，沐浴着清凉新鲜的山风，在空旷不平的田间大道上肆意奔驰，那种感觉，真是既神气又惬意。
老曾一开始时不肯，说这种拖拉机属于大型农机，马力大，速度快，你一个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驾驶的小孩来开，太危险。
但他经不住我的软缠硬磨，终于让我得逞了几回。
开始的时候，我跟着他去犁地，在比较平坦的田间地头，他让我过了一把瘾。后来，他看我开得还可以，就让我在乡村道路上跑一跑。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跟老蔡和谢司机学开过那台嘎斯货车了，油门、离合器以及方向和制动器都控制得很不错，老曾这才放心让我开。
他也不是那种冒冒失失的人。但他绝对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为了能开上一回拖拉机，我也算是挖空了心思，“师傅”“师傅”喊得清甜，还经常用从妈妈那里偷来的钱买那种廉价烟孝敬他。
他发动机车的时候，我帮他拽绳子。（这种拖拉机是靠一个发动起来比炸雷还响的两冲程小汽油机来带动主柴油机的）。
他加水的时候，我就帮他擦车。
他犁地跑运输的时候，我就忍着屁股被颠得像要裂成两半那种痛苦坐在旁边陪着他。（这种拖拉机只有右边大轮胎的叶子板上一个副座，坐的时候要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半圆的矮围栏，否则的话，随时都会被颠得飞出去。）
老曾可能是被我的虔诚感动了，也可能是被我忽悠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反正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而且跟我说话的口气与和那些大人们说话的口气是一样的了。
而我在他面前则越来越放肆，称呼从“师傅”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老曾”，还经常和他拍肩搭背，嘻嘻哈哈。
而老曾也毫不在意，用同样的态度来回敬我，俨然就是我的一个同龄朋友。
混的很熟了以后，我甚至开始教训他，说你们这些血债累累的国民党兵痞要好好改造，要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
当老曾用那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时，并且眼睛里开始冒出隐隐的小火苗的时候，我又威胁他，说我跟老冯关系很好。（老冯是现役军人，干校的军代表，也是干校的最高领导，常常在我家里蹭吃蹭喝，因此老曾绝对相信我们关系好。）我跟老冯说说好话，没准那天他一高兴就能早一点把你给放了。
这些话比灭火器还灵，老曾眼里的火苗一下就被扑灭了，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经典的老实巴交的模样。
有时候，老曾高兴起来就会不由自主地吹嘘起他过去当国民党兵的事。
他说他们新一军是国民党的王牌军，是战功卓著的部队，如何如何的了不起，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说，你们再厉害还不是让我们的解放军把你们给消灭了？吹什么啊！八百万军队，你就是猪，要一个一个来抓，也得抓几年。你还王牌军！
老曾像挨了一闷棍，舌头在嘴里僵住了。半晌才挠了挠头皮，黯然神伤地说，是啊，真有点想不通。
我说，这有什么想不通的！从古到今，坏人就打不过好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三岁小孩都懂，你还想不通！
老曾笑了，说，是啊是啊，我是坏人。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不过呢，你也别笑，你爸爸当八路军，当解放军，还是共产党的官儿，现在不也成了坏人？你是坏人的儿子，就是狗崽子，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坏人！
这一下轮到我张口结舌了。
是啊，父亲王谋臣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个月就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薄一波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工作，后又调山东军区，继调晋察冀当区长，搞武工队。
他看了电影《平原游击队》和《小兵张嘎》、《地道战》后曾跟我说，电影里的表演很真实，我们过去就是那个样子的。
他说，你看到李向阳手里的那两支二十响的驳壳枪了吗？右手的那支有准星，而左手的那支是把准星去掉了的。这样就便于快拔枪，快开火。这个电影拍得好，连细节都很真实。
父亲说，他们还成功地从日军据点里营救了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刘志坚。（刘志坚同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六十年代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妈妈黄惠群也是解放战争年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都曾出生入死地为新中国奋斗过。
可他们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被当作了坏人，强制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老曾是那种单纯得像个孩子似的人，他很快就把不高兴的事忘记了。
见我闷闷不乐，又跟我吹他们的军长孙立人。
说有一次美国顾问团来检阅部队，突然就下起大雨来了。但是从军长到士兵，全军一万多人就那么站在瓢泼大雨里，站得笔直，纹丝不动！连美国顾问团都佩服得不得了，翘起大拇指，连连说，新一军，Very good！新一军，Number one!
我说，“南博万”是什么意思？
老曾说，连“南博万”是什么意思都不懂？你读中学没有学英语啊？就是顶好、最好，第一名的意思。
我说，我读初中才读了一年，才学了26个英文字母，几个简单的单词。初二就搞w化大g命了，我们统统都不要读书了。那里知道什么“南博万！”
老曾又说，“我开“大道奇”，就是美军十轮大卡车，那会儿，威风极了！到处吃香的喝辣的。妈的，给个连长也不换！那个时候步兵看我们的时候都是这样——他做了一个“看”的模样。连当官儿的跟我们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妈的，现在！”
话一出口，他忽然自觉到不妥，心虚地看了看左右。
我其实也憋得慌，就小声嘟嘟囔囔地骂起来：“王八蛋”、“狗杂种！”
也不知道骂谁，为什么骂，反正觉得心里特别痛快。
老曾的嘴里也在唠唠叨叨，不知道是不是也在骂娘。声音不大，我也听不大清楚。
我们两个就像精神病人一样，神经兮兮地发泄了一通。
骂完之后，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舒服，像泡过温泉一样舒服。
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老曾同流合污了。
现在想起来，按现代人的观点，那个时候的人统统都有心理疾病。
老曾说，那个时候的汽油好贵！人家说是滴水贵如油，那个时候是滴油贵如金。有一滴油一滴血的说法。
而我们的“大道奇”有的是油烧。当官儿的常常从油箱里抽汽油跟老百姓，主要是地方的卡车司机换钱。
那个时候的黑话叫“喝老酒”。在路上碰见地方的司机了，就把车停在路边，做一个端酒杯的动作，说，哈罗！喝老酒？地方司机十有八九会来买油。靠这个，当官的一年要弄不少钱呢！
说得兴起，老曾又做了一个端酒杯的动作，大声说：“哈罗！喝老酒！”
说完哈哈大笑。
我感慨地说，难怪都说你们国民党腐败！连你们自己都承认了。你还得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老曾赶紧说，用油换钱那是当官儿的事，我们可不敢！我们顶多抽一点油，跟老百姓换个鸡吃吃。一酒瓶子汽油能换两只鸡呢。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烧上一堆火，把鸡的脖子一拧，肠子肚子一掏，抹点盐，再用泥巴一糊，架在火上用大火猛烤，烤得吱吱流油，那个香啊，几里路都闻到了！
说着，老曾被口水呛了一下，连连咳嗽起来。
我也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口水。
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我说，你们是狗改不了吃屎，有什么样的官儿就有什么样的兵，上梁不正下梁歪，难怪你们国民党老是打败仗！也难怪你经常借着帮老百姓拉货的机会在人家家里吃吃喝喝，犁地的时候还要趁着喝水那么一点时间到地里刨老百姓一个红薯吃。你呀，真不愧是国民党！
老曾说，你不知道，我是饿怕了。当兵的时候差一点没有饿死！我倒是想不吃不喝，可那样就变成神仙了。
老曾还说，他们家乡那个出了一个名人，叫曾国藩，那可是清朝一个鼎鼎大名的大官儿！说不定自己还跟曾国藩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呢。
我说，曾国藩怎么啦？我知道那个人！那也是个坏人，而且还是个大坏人！是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一句话又把他后面的话堵回去了。
看着他噎得上不来气，我有一种恶作剧的开心。
下午我们开着拖拉机去了六连。
在六连玩了一会儿，我去找老曾，想跟他的车回校部。
正看见爸爸在和老曾说话。
爸爸说，过来，这是你曾叔叔，叫曾叔叔！
我说，他啊？他是老曾！我们是哥儿们！说着还用力在他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没有想到爸爸的老脸刷地一下就变了，他愤怒地盯着我说，你叫他什么？他比你大那么多，你叫他哥儿们？我把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东西！我一巴掌就扇死你！
我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再也没有了半点灵性。
同时我又莫名其妙，不知道爸爸为什么突然就发那么大的火，真是很久没有看见他这么声色俱厉了。
看见父亲发了雷霆大火，老曾赶紧出来打圆场，说老书记，您千万别发火，他还是一个孩子。再说，我们的关系很好。你不要怪他，千万不要怪他。
他嗫嚅地说着，找了个借口溜走了。
我现在还记得父亲说的一句话：“有些人你可以不尊重，但是你不尊重他就不行！”
这个谜团很久以后才解开。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解放”了，担任了地区五七干校的副校长，没有几天就当了校长。又没过几天再当了干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
有一次我趁他心情好的时候，转着弯地问他为什么那天我叫了一句“老曾”你就发那么大的火。
父亲说，你知道老曾是什么人吗？他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去过印度，到过缅甸。也在云南跟日本鬼子打过几场大血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他们是非不分，咱们不能！咱们共产党做人做事就得讲良心！
你把人家当什么了？啊？真当成坏人了？牛鬼蛇神了？那以后谁还为国家打仗，为国家流血！连我都敬重他，你敢在他面前没大没小！
父亲的火说着说着又上来了，好像是冲我来的，又好像不完全是冲着我的。
但在父亲的面前，我只有敛色屏息、唯唯诺诺的份。
后来，我去芷江修铁路，了解了一些国民党的抗战史。
再后来，我当兵，参加工作，读大学，逐渐逐渐知道了许多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知道了一些远征军的故事。
我知道了十万远征军把七万将士的尸骨扔在了缅甸的异国他乡；收复云南腾冲的时候，七千阵亡的国军官兵的尸体堆得比城墙还高！
还知道了远征军的汽车兵们怎么一面提防着头上日军飞机的轰炸，一面还要提防坠入滇缅公路险要地段的万丈深渊。每一次出车都是去了一次鬼门关。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起了老曾。可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曾。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我曾向袁师傅打听过，可他说他也不知道。
后来袁师傅去世了。
再以后，我的父亲王谋臣同志也去世了。我那个正直了一辈子的老父亲是1994年离我们而去的。
我永远都敬佩他的为人。
而且，我也惊异于他，在那个年代，那个反常、敏感、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里，且他自己还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就敢于摈弃党派的偏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一点，没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的人是做不到的。
也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宽广胸襟。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关于老曾的信息。
我也只是偶尔想起老曾，并没有刻意地去寻访过老曾。
毕竟这不是一件很急的事情。
老曾，你还活着吗？
你如果活着，该有八十多岁了吧？
如果你还健在，我祝你有一个幸福、安详、开心的晚年。
也祝普天下的好人：一生平安！
（此文作于2002年，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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