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出任国史馆馆长始末

赵志超

民国初年的王闿运

民国初年，国内政坛波谲云诡，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国史馆馆长这一职位的任命也充满了戏剧性，悄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围绕这个职位，一位饱经沧桑、学富五车的国学太师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他，便是王闿运。

最初，袁世凯政府本打算请出另一位著名学者章太炎担任国史馆馆长。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在文化界极具影响力，他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交好，在革命浪潮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或许是因为他与革命党的紧密关系，最终成为出任这一职位的最大障碍。随后，袁世凯身边的两位“高参”夏寿田、杨度便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老师王闿运。

出山前奏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家住湖南湘潭县云湖桥山塘湾。这位湖湘奇才，在晚清的学界和文坛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自幼聪慧，九岁便能挥毫泼墨撰写文章，20岁时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声名远扬。咸丰二年（1852），王闿运考中秀才，咸丰七年（1857）又高中举人。咸丰九年，王闿运入京参加会试，虽未能如愿，但他所作的《会试萍始生赋》却在京城士林引起了巨大轰动，一时间，王闿运的名字被众人传颂。此后，他的人生经历丰富而又曲折。曾担任肃顺的家庭教师，却未能长久任职。

后来，他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和讲学之中，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等地讲学，门下弟子众多，杨度、廖平、杨锐、刘光第、夏寿田、曾广钧、齐白石、八指头陀等皆出自他的门下，可谓桃李满天下。

1908年，王闿运被授予翰林院检讨。

民国肇创，袁世凯一心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亟需借助文化界权威装点门面，提升自己的威望。民国三年（1914），国史馆馆长一职的人选便成了重要棋子。起初，他将目光投向了章太炎，然而，或许因为章与革命党人关系紧密，最终只能另选他人。

此时，王闿运年已81岁，正隐居湘潭乡下。‌身为经学泰斗的他，早年怀有政治抱负，曾入曾国藩幕府，但因性格狂狷、傲岸，评议时政常被忽视，理想难以实现。屡遭挫折后，遂于1869年36岁绝意仕进。正如他在《致友人书》中所言“如欲屈老夫，除非特开宏博”，其归隐之志早已昭然。之后，他转向教育，以传道授徒为业，旨在实现“抟土成人，点铁成金”的抱负。

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王湘绮一生学庄子》中写道：

湘绮予人书，有“把臂漆园，通情孔周”之语。笺启中时时见之。三十六岁后即绝意仕进。著书四十余年，成此绝业，诚为盛事。纯亲王（即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闻而慕之。欲以会元予之。朝士驰书，劝其赴礼部试。湘绮复书云:“如欲屈老夫，除非特开宏博。”当时服其人品。

朱德裳，字师晦，湘潭九华人，曾以第一名中试湘潭县学生，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协助湖南按察使张鹤龄创办湖南警政学堂。后调任京外城警所佥事，右分厅厅丞。1910年升民政部郎中，1912年任交通部佥事。

1880年，王闿运受四川总督丁宝桢之聘，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执教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等，主张经世致用，认为读书应“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门下弟子数千名，高足遍布朝野，“湘绮先生”之名享誉天下。

令人遗憾的是，其“晚年为史馆一行，殊为多事”。1914年，早已绝意仕途的王闿运，竟在耄耋之年出任袁记政府国史馆馆长。这一有亏名节之举，连其同乡后生朱德裳都表示不可理解。王闿运为何在这个时候出山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两位得意门生杨度与夏寿田的极力怂恿。

王闿运的弟子杨度

杨度，字皙子，“湘潭三杨”之一，王闿运儿媳杨庄的胞兄，是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也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骨干人物。此时，杨度正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奔走，他希望借助王闿运的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夏寿田，字耕夫，号午诒，江西巡抚夏时之子，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第八名，历任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等职。他与杨度是至交，在政治上也有着自己的抱负。夏寿田时任袁世凯总统府内史，同样希望借助老师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杨度形成合力。此时，他俩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自己的老师王闿运，并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

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国史馆长》中写道：“国史馆长，政府初欲畀章太炎，以与孙、黄为友，故改延王壬丈充之。夏寿田、杨度所推举也。壬丈闻命即行，至上海，沈子培（即晚清硕儒、思想家‌沈曾植）等尼之（即制止），遂仍归湖南。”袁世凯窃任民国大总统后，又“特命湖南都督汤芗铭赍命到湘潭云湖致世凯意，促其来京，由湖北都督段芝贵办供给”。

当时王闿运经济困窘，“颇不耐寒素”，难以忍受长久的清贫。“又其行御妇人世所传周妈者，受财贿为用度，牵鼻促壬丈行。”可见，除了学生的极力怂恿，王闿运身边的女佣周妈，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周妈常收受财物，在王闿运的生活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门生们为了让王闿运出山，不惜“以重金贿其侍妇挟以行”，周妈便以生活用度为由不断催促，使王闿运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袁世凯承诺由湖北都督段芝贵负责他一路上的供给，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加之王闿运与袁世凯的叔父们本就有交情，袁之小叔父袁保恒与王闿运为同科乡试举人，这份世交情谊让他难以完全推脱。

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下，这位自诩“把臂漆园”的老名士，最终动摇了归隐之心。民国三年（1914）春，王闿运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启程北上。

北上途中

王闿运北上的随行人员有些复杂。主要成员有：长子王代功，字伯亮，秀才出身，擅长诗文书法，且继承父业从事教育事业；三子王代舆，字衡子，天资聪颖，擅长经学，儿辈中最得王闿运器重。门生陈兆奎、周逸也一同随行。陈兆葵，字完夫，湖南桂阳直隶州人，山东巡抚陈士杰之子，清光绪举人，官主事，后任部参议；周逸，字仲元，号木崖，湘潭县人，先居昭山，后迁县城板石巷，早负才名，有“圣童”之誉。辛亥首义后，佐王闿运设孔教支部于长沙，后主编《船山学报》，并任船山学社社长。

随行人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女仆周妈和她的儿子周一。周妈乃湘潭县云湖桥七里铺人，中年丧夫，后应聘到王家当女佣。初到王家时，才三十多岁，虽长相平平，却精明能干，善解人意，能体贴人，因此为王闿运所宠爱。在王闿运的晚年生活中，周妈渐渐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不仅日常的衣食住行由她料理，就连出恭后揩污之事，也是她代劳。王闿运甚至称，没了周妈，他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饱，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还要扎上一个大红头绳，二人双入双出，亲昵而不避人。

王闿运带着这支由亲眷、门生与“侍从”组成的上京队伍，行抵湘潭，乡友们在十八总陶公祠旁的舟园设宴为他们饯行。舟园是湘潭的一座私家园林，先为周氏菜圃，后为欧阳购得，建成别墅，取名“舟园”，王闿运曾为之作《舟园记》。

这天大雪纷飞，整个世界仿佛都被一层洁白的纱幕所笼罩。湘潭孝廉孙文昺欣然由河东赶来赴宴。孙文昺，字蔚粼，世居湘潭东平镇孙家大屋——达园，祖上家境殷实，到他这一代声名远扬。他20岁时考中举人，长于训诂考订之学，著有《宋书考论》《战国策校义》《战国策札记》《禹贡锥指订误》《水经注札记》《十七史商榷辩呓》《湘潭王志商存》等，风格大致接近高邮王氏（江苏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学派。其弟孙文昱，字季虞，亦为文字学家，后执教湖南大学。

看着窗外的漫天大雪，孙文昺开玩笑地对王闿运说：“湘绮先生，这雪下得有五尺深，人和马都冻得缩成一团，比起当年您在齐河道上的情景如何？”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闿运听后，脸色微微一变，沉默不语，他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过去。当年，他赴京参加礼部考试，途经山东齐河县，遇上大风雪，道路不畅，铩羽而归。那一次经历，让他对仕途心灰意冷，从而赋诗归隐。如今，在相似的情境下，他却要北上进京，出任国史馆长，命运的无常让他感慨万千。他没有直接回应孙文昺的话，只是低声念叨着“齐河，齐河”，声音中充满了沧桑，其内心的矛盾可见一斑。

王闿运偕同王代功、王代舆及周妈等随员冒雪到达长沙。袁世凯亲信、湖南都督汤芗铭早已得到消息，在省城特意举行盛大仪式迎接湘绮先生。这位平时被称为“汤屠夫”的军阀，对王闿运却毕恭毕敬，既显对王的尊崇，亦暗含向北京邀功之意。

在长沙住了两三天后，王闿运便偕王代功、王代舆及周妈母子等从长沙乘轮船前往汉口。

抵达汉口后，一行人过江去湖北都督府拜见都督段芝贵，竟由周妈手持名刺代为通传。段芝贵虽觉怪异，仍以礼相待。这位靠贿赂袁世凯宠妾上位的军阀，或许更能理解权力场中的特殊规则。这一细节让在场的人大为惊讶，也足见周妈在王闿运身边的特殊地位。此事传开后，时人多讥讽王闿运“老而无节”，却不知这恰是他应对时局的特殊策略。

而后，王闿运带着随从继续登车北上。

羁旅京城

抵达北京后，袁世凯派人到车站迎接，并安排武功卫的宅邸供王闿运等人居住，以示礼遇。

武功卫，又称武功卫胡同，位于北京西城西长安街，东起横二条，西至西单北大街，明代因武功卫衙署设此得名，清代演变为“吴公卫胡同”。这座昔日皇家卫所，一时间成了各色人等穿梭的场所。杨度、夏寿田等人频繁出入，汇报时局；周妈忙着收纳各方馈赠，陈兆奎、周逸、曾广钧等门生则围绕国史馆职位展开运作。据《湘绮楼日记》载，王闿运初到京时，便写下“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感叹，既似自嘲，又暗含对未来的预判。

三天后，袁世凯为了表示对王闿运的敬重，特意将“召见”改为更显尊崇的“延觐礼”，邀请王闿运到总统府会面。这种刻意抬高的礼遇，不啻袁世凯拉拢名士的惯用手段。

王闿运穿着清代官服蟒袍补褂，带着陈兆奎一同前往。走进总统府后，袁世凯连忙起身相迎，看到王闿运这身装束，心中微微一怔，说道：“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着清服？”王闿运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你穿西式服装了，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这番回答反将一军，既体现了王闿运的机智与幽默，也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调侃与不满，让袁世凯颇为尴尬。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两人交谈几小时，并未达成什么共识，双方的分歧却初见端倪。袁世凯期待王闿运以国史馆长身份为民国构建正统性，故频频提及修史计划；王闿运却更关注世交情谊，希望袁世凯以“小侄”自谦。但交谈中，袁世凯表面上对王闿运十分恭敬，却始终以“先生”相称，绝口不提“小侄”，对叔父袁保恒与王闿运的交情也表现得极为淡漠，保持着政治上的距离。

会谈结束，王闿运回到武功卫，对身边的人说：“我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这种失望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源于他对袁世凯本质的洞察。他曾对门生说：“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将袁世凯与革命党一并视为“窃国人”，其孤高的政治立场可见一斑。

此时，王闿运还没有正式就职，但在杨度、夏寿田与周妈的多重压力下，他最终还是决定于三月就职。

“诸门生后辈来，每谈及史馆，壬丈辄以谐辞答之；莫能契其旨也。”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国史馆长》中写道，“伯亮极不以就职为然。而田、度怂勇之。周妈尤胁促之。”

当时，王代功心中十分担忧，他深知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父亲出任国史馆馆长可能会陷入政治漩涡，不仅无法真正实现以史资政的意义，还可能损害父亲一世英名。于是，在一个寂静的夜晚，王代功来到父亲的房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言辞恳切地劝谏道：“父亲，如今这世道变幻莫测，袁世凯野心勃勃，您出任国史馆馆长，恐会被卷入政治的泥潭，还望父亲三思啊！”王闿运坐在椅子上，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心中有所触动，但他决心已下，不能动摇；面对王代功的跪谏，他置之不理，甚至抬脚要踢走儿子。

无奈之下，王代功只好于第二天失望地返回长沙。自此，“湘绮为夏、杨、曾、周所左右，不能自由矣”。王代功，这位继承父亲衣缽的秀才，终其一生都不认可父亲此次入仕。

就职仪式上，政府刻意在任命书中回避王闿运的名字，只称“国史馆长呈请任命”，既想借其声望，又不愿给予完全尊重，让王闿运大为不悦。

消极履职

执掌国史馆期间，王闿运表现消极，几乎没有做与修史相关的正经工作。当门生们请他制定史馆条例时，他竟嘲讽道：“瓦冈寨、梁山泊难道也要修史？民国才两岁，犯不着为它写寿文。”这番话直指民国政权的合法性，将修史比作给短命政权写寿文，辛辣至极。接着，又说：“将来写讣告都难，没合适的官衔，只能写写病情罢了。”从这些话语中，能明显感受到王闿运对修史一事的敷衍，以及对当时民国政权的不屑。  

与在京同乡的交往中，王闿运的态度也颇为微妙。与杨度、夏寿田保持表面亲近，却在私下劝杨度“南归避祸”；对曾广钧等门生的政治投机，既不支持也不阻止；唯独与朱德裳等无政治野心者坦诚相待。这种若即若离的姿态，恰是他观望心态的写照。

王代功返湘后，周逸仍留在京城，替老师佐理国史馆事宜，并借此益交海内贤士。他深知袁世凯不满意自己的老师，因此劝王闿运早日返湘。待王闿运返湘后，周逸亦辞去国史馆秘书之职，留京任《北京民报》副主编，并馆于皮锡瑞、龙璋两家。民国六年（1917），南北议和，被举为全国和平联合会评议。

没多久，政府任命下达，曾广钧（曾国藩长孙，光绪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甲午海战后任广西知府，王闿运称之为圣童）任国史馆秘书，邓许起枢（光绪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升任浙江台州府知府）、骆成骧（清代四川状元，辛亥革命后任四川省议会议长）、林次煌（光绪末科进士，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临时参议会议员）等分别任国史馆纂修、协修。

在京城期间，王闿运也参加过一些应酬活动。三月底，法源寺举办留春会，场面十分热闹，来了近两百人，大多是前清翰林。王闿运以老前辈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与众人谈笑风生。他还即兴写下“京洛缁尘满，还期曲水滨”的诗句，既记录这次会议的盛况，亦暗表归隐之心。

当时，朱德裳也和了一首五律：“不辞千里远，来赏永和春。树上黄鹂啭，花间白发新。斜门穿戏蝶，芳径欲迷人。京洛缁尘满，还期曲水滨。”王闿运阅后甚为感动，对人说：“师晦（朱德裳）是真心为我好，和伯亮（王代功）一样。”可见其内心并未忘记长子对他的劝谏。从这里也能看出，王闿运心中其实明白，谁是真正为他着想的人。

朱德裳是一个维新派爱国人士，素来不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袁世凯以权谋窃取大总统，危害民国，当时仇亮在京创办《民主报》宣扬民主，朱德裳愤然离开交通部，担任《民主报》主笔，发表《论社会主义》一文，舆论大哗，被视为“巨怪”。后罢职居京，知时不可用，乃闭门学佛，不问世事。晚年，他回到湘潭，潜心著述，曾以左宗棠西征为中心内容，撰《续湘军志》。

纵横江湖、阅人无数的王闿运，的确有识人之明。1916年他去世时，朱德裳挽从联云：“与先伯父为死后之交，送榇过邯郸，祖道文章多苦语；独余小子无门之分，深情托金石，他年碑版有师承。”意思是：湘绮先生与我的伯父在死后成为知交，我护送伯父灵柩经过邯郸，祭路神时的文章多是悲苦之语；遗憾的是我小子没有拜入先生门下的缘分，只能将一片深情寄托于金石之上，希望将来在撰写碑版文章时能传承先生的学问。

周妈干政

耄耋之年的王闿运，出任袁世凯国史馆馆长，是他一生官场经历中看似辉煌的时刻，可谁能料到，大字不识的女仆周妈却在这期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为京城各界瞩目的人物。

在京城的社交场合中，周妈可谓是如鱼得水。袁世凯设宴款待王闿运时，周妈竟也堂而皇之地列席在王闿运身旁。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对总统的交谈都显得心不在焉，这让在座的达官显贵们惊愕不已，却又敢怒不敢言。此后，周妈凭借王闿运的名头，肆意结交各方人士，为自己的敛财之路打下了基础。 

周妈开始将触角延伸到国史馆中。国史馆需要招募一批杂役工人，这本是正常的人事安排，可周妈却将其视为自己的“业务”，把儿子周一及家乡亲戚一股脑地安排进来，全然不顾这些人是否真的适合这份工作。不仅如此，周妈还印有名片，上面是王闿运亲笔书写的“王氏侍佣周妈”六个大字。凭借着这张名片，周妈在上流社会中畅通无阻，开始了更为大胆的“经营”。

周妈甚至干预馆内人事任免。她替人写信求官，只要给了好处，便拍着胸脯保证事情能办成。那些有求于王闿运或者国史馆的人，纷纷走周妈的后门，而绕过周妈直接找王闿运办事的，一概被拒之门外，这使得周妈在京城一时间风头无两。有一次，一位商人想要谋得一个官职，听闻周妈“神通广大”，便带着厚礼登门拜访。周妈收了礼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事情包在她身上，随后大笔一挥，以王闿运的名义写了一封推荐信。商人拿着这封信四处活动，竟能得偿所愿。

这种乱象让馆内清流侧目。王闿运对此也并非全然不知，却以“老而昏聩”为由默许，实则将周妈作为挡箭牌，消解自己与袁世凯政权的关联。

拂袖南归

民国三年（1914）八月，欧战爆发，国史馆迁移了地址。到了十一月，王闿运对袁世凯政权彻底失望。不等袁世凯批准，王闿运带着周妈匆匆离开京城，在京履职仅九个月时间。这场由周妈引发的闹剧，最终以王闿运的辞职而落下帷幕，却成为了民国初年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奇闻轶事，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官场与社会的荒诞一面。

王闿运给袁世凯留下的辞职理由是：“惟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看似指责周妈，以“妇女干政”推卸责任，实则是对整个民国官场污浊的一种讽刺。这个理由看似荒诞，实际上暗藏机锋，将自己的离职包装成洁身自好的选择。

王闿运撰书对联：“龙骧虎步生苦晚；燕去鸿来春复秋。”

离京前，他将国史馆大印交给杨度，并给杨度写信，劝其南归。据说，王闿运作罢书信，叹道：“天下大乱，必自此始矣。”此时，他已经预见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必将引发的混乱局面。而杨度此时正深陷政治漩涡，一心正紧锣密鼓地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自然听不进老师的劝告。后来的洪宪帝制以闹剧收场，果然印证了王闿运的预见。

回顾九个月的馆长生涯，王闿运只领薪水，未着一字，他以独特的方式，对袁世凯政权进行了抗争和嘲讽。他曾用“新华门”戏称“新莽门”，暗讽袁世凯堪比王莽；在参政院故意迟到早退，以“老病”为由敷衍议事；甚至对人直言“总统是我年侄，我骂他不是东西不为犯法”。这些看似玩世不恭的言行，实则是传统士大夫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王闿运的国史馆馆长经历，虽然短暂，却充满了戏剧性。

身后评说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83岁时寿终正寝，王代功曾请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父亲撰写神道碑文，倍极荣哀。

王闿运与黄兴、蔡锷去世时间相近。蔡锷首举义旗，以云南一隅撼动全国局势，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最终致使袁世凯丧命，他的离世让天下人悲恸；黄兴从美洲回来后，不幸病逝于上海，因“为友牺牲”，同党深为哀悼。

王闿运早年给人写信，常有“把臂漆园，通情孔周”之语，36岁后断绝做官的念头，以庄子思想为宗，发愤著书，成就一番绝世功业，终成学界泰斗。晚年，却因现实与他人裹挟而打破原则，出任国史馆馆长。虽过八旬，去日无多，不在家乡养老，反而出山赴任，足见壮心不老，亦反映出传统文人在新旧交替时的身份困境。以此推论，王闿运这趟北京之行未尝没有推行帝王学的期盼。

此事曾一度为上海的遗老们冷嘲热讽，当时报纸上也常有相关议论。

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913年1月23日），王闿运由湘至沪，为躲避战乱，携家居沪的陈三立（号散原）与一干友人前去码头接船。他们挽留王闿运在沪过年，直至次年正月二十日（1913年2月25日）返湘。据1913年1月31日《申报》载，王闿运到沪后，本计划去济南一行。袁世凯获悉，准备派大员前去迎接。夏寿田特别推荐了与老师相交多年的俞明震作为招待大使。袁世凯电告俞明震，令他就近招待，然后一同北上。但是，沪上诸友力阻王氏北上，因此报纸说到：“据又一访友报告谓，陈伯严、樊樊山有电来京，言：湘绮莅沪，朋辈强留数日，即日回湘。果尔则此次招待王湘绮大使或又成一段空话矣。”

在沪逗留期间，王闿运与瞿鸿禨、易顺鼎、沈曾植、曾广钧、樊增祥、郑孝胥等友人雅集连连，在愚园、樊园、酌雅楼、小有天聚饮，又在静安寺开寿苏会（纪念苏轼诞辰）。在这三十多天里，陈三立与王闿运见面近二十次，除了诗酒酬唱，自然也免不了劝王氏不要赴京出任民国官员。他们还一起去了上海霞飞路尚贤堂。据《湘绮楼日记》载：“十二月二十七。驰往尚贤堂，会人已集，讲时犹早，来者一一相见，不胜其应接，亦不能记也。李佳白意极殷殷，延上座演讲，略说数句，即请英人代讲。”陈三立有诗记其事：“佳气萦车骑，深堂列荐绅。比肩百世士，携手四洲人。”

2025年3月19日，作者（右二）陪同王闿运玄孙王子容（左二）在云湖桥寻访湘绮楼遗址时留影。

1915年冬，早已从北京回到湖南的王闿运，在长沙举办寿宴，孙文昺致信王闿运：“我孙文昺不成器，写不出祝寿文章，就唱两首您的诗为您祝寿吧？”于是写下王闿运的两首绝句：“出岫高云倦欲休，四山□□合成愁。无端并作黄昏雨，一夜廉纤不自由。”“东郊流水长茭荺，赤鲤黄鳅也自神。乞与泥坑三尺浪，欲成龙处奈无麟。”王闿运收到这封信后怅然若失，郁闷了三天。湘潭楹联家吴熙曾为他撰联祝寿：“献策即还山，文中子门墙有诸将相；投竿不忘世，周尚父耄耋为帝王师。”半誉半讽，可为注脚。

长沙的叶德辉则视王闿运晚年出山为人生最大污点，王卒后，叶作的挽联无比刻薄：“先生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下边意思是，王闿运如果早五年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去世，即可功德圆满，成为一代完人，不会有污名节。陈三立亦作诗讽之：“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

然而，这些评价或许过于片面。王闿运对清廷“无可哀”，故不必守遗老之节；对民国“无可期”，故不愿真心效力。其出任国史馆馆长，既非单纯为名利，亦非全然的政治投机，而是传统帝王学在近代的最后一次实践。他期待袁世凯能成为“可辅之主”，最终却以喜剧方式退场。他的一生，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试图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归宿。他的学问、他的智慧、他的幽默、他的抗争，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也让后人对他的评价充满了争议和思考。倒是他自己的诗句“出岫高云倦欲休”，最能概括其晚年心境——既渴望施展抱负，又厌倦政治纷争，最终在出世与入世的拉扯中走完一生。

回望这段历史，王闿运的耋龄北京之行，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转型时代的文人困境：传统士大夫的价值体系已然崩塌，新的政治秩序尚未确立，他们只能在夹缝中寻找生存之道。而王闿运以其特有的智慧，既保全了个人尊严，也给后世留下无尽的思考。

写于2025年8月10—11日

修改于8月18—19日

主要参考文献：

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6年2月出版

林小鱼：《晚清民国帝王学大师王闿运的孤悬与观望》，2015年9月16日

廖太燕：《王闿运与江西》，2025年7月6日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