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把文学、哲学和生活打通的人

——答《文化艺术报》记者问之二

文/红孩

【编者按】这篇访谈以坦诚而深刻的对话，勾勒出红孩作为作家与散文研究者的双重思考，既展现了他对散文文体的独到认知，也流露了文学与生活交织的生命体验，具有鲜明的个人性与时代观照性。其一，对散文本质的认知打破固化思维。红孩跳出“定义困局”，拒绝将散文框定于狭窄范畴，既反对“什么都往里装”的泛化，也批判对“大散文”的形式化误读（如篇幅长、题材宏大），而是锚定“文学性为前提”“需有美学、哲学、宗教追求”的核心，直指散文的精神内核——反对技术化、形而下的写作，与AI的“确定性写作”形成对抗，凸显了文学应有的形而上品格。这种认知既接续了“大散文”解放文体的初衷，又为散文注入了对抗工具化的精神重量。其二，对当下散文生态的观察清醒而辩证。红孩梳理了散文从 “贵族文体”到 “大众舞台”的演变，既肯定了新媒体时代散文写作的普及性，也直言其“提升空间”——指出创作环境、编辑引导与作者修养的多重制约，更点出部分写作沦为“情绪宣泄”“刷存在”的现象，提出“上岸文学”的倡导，体现了对散文纯度的坚守与对时代写作症候的敏锐洞察。其三，个人经验与文学理念深度交融。从故乡双桥农场成为创作的“文学原乡”，到媒体工作经历塑造的“记录生活、叩问世界”的写作态度，再到散文体话剧《白鹭归来》的跨界尝试，红孩的创作实践始终贯穿着“打通文学、哲学与生活”的理念。他提及与浩然、刘震云的交往，以及放弃“当官发财”的选择，以具体的生命叙事印证了文学作为“精神锚点”的价值，让理论思考有了坚实的生活根基。总体而言，这篇访谈不仅为理解散文提供了“去定义化”“重精神性”的新视角，更以个体经验为切口，展现了一位作家在时代变迁中对文学本质的坚守——拒绝技术化、拥抱生活性、追求思想性，让散文成为连接个体与世界、感性与理性的桥梁。这种将文学理想融入生命实践的真诚，使其观点超越了单纯的文体讨论，成为一份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深刻自白。【编辑：纪昀清】

文化艺术报：现在，对散文的定义比较混乱，您在《文学自由谈》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不标明小说的就是散文”，可否就您这个观点谈谈？

红孩：散文从来就没有固定的定义。历史上，将韵文之外的都统称散文，后来才与戏剧、小说、诗歌等并列。在建国初期，报告文学、特写也都划在散文的范畴。在我看来，散文既不能外延太大，什么都往里装，但同时也不能太窄，窄的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九十年代初，贾平凹在创办《美文》杂志时，提出“大散文”概念，对散文文体的解放是有贡献的。只可惜，相当多的作家、评论家并没有理解“大散文”的实质，以为文字长、题材宏大、史料堆积就是大散文。我以为，散文的样式应该是多样的，但文学性是前提。同时，散文要有美学、哲学、宗教方面的追求，否则，散文就会陷入形而下的技术层面的写作。尤其是在当下，散文作家如果没有形而上的追求，写出的作品肯定比不过AI的作文。长期的写作经验告诉我，散文和小说并不是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很多时候，他们会在同一条铁轨同行，只是走着走着最终回到各自的终点。这样的作品很多，如鲁迅的《故乡》、冰心的《小桔灯》、何为的《第二次考试》，包括本人的《风吹麦浪》《望长安》等。

文化艺术报：作家身份之外，您是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主持中国散文学会工作，您对当下的散文创作满意吗？

红孩：我过去一直认为，散文创作是贵族文体，在古代只有官员才有可能写作，以至传播。唐宋八大家就是典型的代表。到了近现代，官员写作逐渐被以鲁迅、胡适、冰心、朱自清为代表的文人所替代。这两个时期的作家很有意思，唐宋时期的作家人们通常记住的是他们的作品，而忘记了他们曾经担任过什么官职；近现代，人们记住了作家作品，而往往忽略作家的单位，更不要说官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纸媒铺天盖地袭来，使当初散文只有少数有名的作家写作的文体突然变成人人都可以展示的舞台，我们看到，散文写作除了作家、学者、官员写作外，其他诸如工人、农民、商人、战士、打工者都浩浩荡荡闯进来，有一部分人还以此为职业谋生，为此我曾写出《散文进入商业化写作时代》。我是从1997年进入中国散文学会工作，记得那时学会会员只有五六百人，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学会已拥有会员17000人，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散文发展的态势。当下，进入新媒体时代，散文写作队伍进一步扩大，似乎人人都是作家，但就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创作整体而言，也还需要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与创作环境有关，也与报纸报刊编辑对散文的认识引导有关，更与作者自身的修养有关。当下的散文写作，就一般人，也就是所谓的各级作家协会会员而言，并不单纯为了稿费，更多是以发表被认可为目的。就更广泛的大众而言，写作则是情绪的某种宣泄，或者说仅仅是为了刷存在。我提倡上岸文学，意义也就在于此。

文化艺术报：2018年，您担任编剧的中国首部散文体京味儿话剧《白鹭归来》在北京世纪剧院首演，散文话剧您这个是第一部？为何会想到写一部散文话剧？

红孩：我在文化部、中国文联的媒体工作三十年，经常有机会去看各种演出，时间长了，便有了写写话剧的想法。2017年夏季，我在参加由朝阳区文联组织的赴萧太后河湿地公园采风活动中，有了创作灵感。萧太后河位于北京东南郊，过去一直是大运河进京城的漕运河。1986年到1990年，我曾在当地政府做过团委书记，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写起来很容易发挥散文的写意与抒情，再者题材与生态环保有关，因此，我把这部话剧定位为散文体，至于京味儿，就不用多说了，北京人写给北京人看嘛。当然，这只是一次尝试，以后在散文体方面的戏剧创作中，我还会有更多的阐释。

文化艺术报:写了四十多年散文，在您看来，要写出一篇好散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红孩:文学创作充满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比起诗歌和小说，散文尤其如此。凡是能确定的，就属于技术性的写作，是可以通过数据、公式、套路来完成。时下热门的AI写作，说白了，就是技术写作。散文写作几十年，前三十几年，我所干的都是技术性的训练。最近几年，开始有意进行非确定的探索，这种探索包括语言、结构，更重要的是在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散文意”，这个“散文意”的感觉我已经找到了，就像在大海里发现鲸鱼的鱼鳍，但我还不想捕捞它。如果我捞到鲸鱼，或者过早的确定它是不是鲸鱼，这将会发生一次大的震荡。你要知道，大海一旦没有了鲸鱼，比遇到鲸鱼更可怕。

文化艺术报：您出生在北京东郊的双桥农场，很多小说家谈到过故乡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您可否说说故乡对您创作的影响？

红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对故乡理解不同于他人，我出生在北京朝阳区，主要工作时间在朝阳区，居住地在朝阳区，虽然期间也有在东城、西城、宣武、通州的经历。但相对于离开北京到外地、到外国的人，我几乎就在原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农场作为我文学出发的地方。回顾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从1985年10月正式在《丑小鸭》发表小说《村口那家小店》，到2025年7月16日在《文化艺术报》上发表散文《见菩萨容易，见自己难》，总计有三四百万字，其中有一半涉及到朝阳区(含双桥地区)和通州区题材。其实，很多作家都以故乡为主要创作背景，如鲁迅、老舍、赵树理、沈从文、萧红、汪曾祺、浩然、刘绍棠、贾平凹、路遥、陈忠实、莫言、苏童、迟子建、刘震云等等。我不光散文这样写故乡，我的小说也如此。我写过长篇小说，也写过四五十个中短篇小说，我对短篇小说的偏爱一点也不亚于散文，我自信我的短篇小说如《风吹麦浪》《我们都去哈瓦那》《牛虻》等完全可以进入一线作家的行列。文学评论家王干曾经对我说，你是一个可以把小说和散文打通的人。很可惜，我的散文影响把我的小说遮盖了。

文化艺术报：1990年，您参加了《农民日报》文艺部举办的文学大赛征文活动，获奖后不久，您从农场调入《北京工人报》，此后，您一直在媒体工作，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影响有多大？

红孩：这一年，我参加了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做啦啦队小队长。那是一段开心的日子。之前，我参加了《农民日报》文艺部举办的一个征文，记得我投的是一首散文诗，获得优秀奖。颁奖会是在夏天，地点在欧美同学会，一个很高档的场所。记忆最深的是再次见到著名作家浩然老师，再有就是见到风头正劲的作家刘震云。那时，刘震云因小说《塔铺》和《新兵连》备受瞩目。他供职的单位正是《农民日报》。记得刘震云在吃饭时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他北大毕业分配到《农民日报》当记者，河南老乡便问他当作家记者能干什么，刘震云回答能写文章发表。老乡问他能否帮助买些化肥农药，刘震云说办不了。老乡便不高兴，说你连化肥农药都买不了，那你当这个作家记者管什么鸡巴用。刘震云绘声绘色地讲述，令我们在场的人都笑得迸出眼泪。这个故事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进城在多家媒体工作，经常困扰我的是“当作家记者究竟有什么用?”比起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员，我们写作可能真的没多少用，可我们的每一行文字又都是在记录生活，叩问世界!为了自己的文学梦想，我放弃了很多当官发财的机会，现在退休了，我一点都不后悔。   

【作家简介】红孩，著名作家、学者，男，20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皆有所染，但所获成就甚微。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太阳真好》、长篇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洲》和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近年策划、主编的书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都市情感推理小说丛书》《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长篇小说丛书》《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中国争鸣小说年选》以及《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年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红孩曹维劲主编)等。现供职于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致公党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化报副刊主编、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