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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张子信

母亲的去世，来的太快了，快到亲人来不及探望；快到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给我们留下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嘱托；快到她的离去好像不是真的，像在梦中。但是理智告诉我，母亲的确是走了，在世间我永远看不到她了，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母亲病情急剧恶化的时间是四月十五日下午七点半前后。五点半左右晚饭时，母亲还吃了一个玉米煎饼，边吃还边念叨“多吃一点，好增加一点抵抗力。”像是安慰自己，但更像是宽慰我们。可是不大一会儿，血氧饱和度就迅速下降，从90到80到70到60……医生们陆续赶到，抢救紧张进行。到十点二十时，母亲的生命体征已经没有了，主治医生轻轻摇头，并用眼神征求我这个长子的意见。我说，不再折腾了，让老人家平静的走吧。然后，我趴在母亲的耳边，轻轻地说:娘，您别怕，我们几个都在这呢，您放心地走吧。妹妹和弟弟也和母亲告了别。母亲遗容十分安祥，像一个熟睡的婴儿。

母亲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十分自信的。当然，她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八十一岁的人了，血压正常、血糖正常、血脂正常……我不曾记得她住过院，偶有小恙，吃点药也就过去了。她曾经几次同我说，你姥姥都活到了八十九岁，可她那是什么生活条件啊，而我是什么生活条件啊。对身体的自信、对生活的满意，溢于言表。我猜，母亲是满怀活过一百岁的期望的。

母亲患有一种叫皮肌炎的免疫系统的疾病，这种疾病分六个亚种，而母亲得的是最凶险的死亡率最高的MDA5型。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医生曾经明确地告诉我，这种病存活率很低，而且发展极快，一般从发病到生命终结只有三个月。母亲是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发的病，咽气那天是今年农历三月十八，可不就是三个月，真是一语成谶啊！我们曾试图给母亲做肺移植手术，可是专家说，老人已经八十一岁了，而业界做肺移植手术的上限年龄是七十岁；我们还计划转院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尽管该院的医生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希望，可是她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长距离颠簸。看着自己的亲娘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无法施救，那种痛苦和绝望真是无可言说！好在，母亲一直到死都没有意识到得了不治之症，始终抱有治愈的企望。她是抱着希望走的。

我对母亲的最早记忆是三岁时随她去东平县探望父亲时的情景，那天，我们搭了一辆敞篷车，我们席地而坐。车子一路颠簸，我一路呕吐，母亲把我揽在怀里，一路抚慰。那次东平之行我留下了平生第一张照片，是我偎依在父亲怀里照的。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不偎依在母亲的怀里照呢？亦或是我偎依在父母两人的中间？那样，不就留下了母亲二十多岁时年青时候的模样吗？在家里，我找不到母亲三十岁以前的照片，那次东平之行，是母亲唯一一次可以永久留下自己年轻模样的机会，可是她没有！我猜想，父亲和我的合影一定是路过照相馆时父亲随兴为之，母亲一定没在身边，但即便是这样，当母亲看到这张照片时，她会作何感想？她一定是很委屈的。母亲一辈子逆来顺受，想必从那就开始了。

母亲给我最多的记忆是不停地劳作，这样的场景在我脑海里多的不可胜数。父亲一辈只有他和我一个姑姑，姑姑早早参加工作，不能顾家，祖父自年轻就患有肺气肿，干不了重体力活，祖母主要看护我们几个孙辈，父亲则在百公里之外的东平县工作，那个年代的交通条件很差，一年也回不来几趟。明摆着，几乎所有的家务活、农活都压在了母亲肩上。母亲最经典的一天差不多这样度过：天不亮就起床了，她要赶在上午去生产队干活之前，将一盆玉米糊子摊成煎饼，并且要叠的方方正正放在一个大盆里，用一块干净布盖好，供全家人吃两天。这个过程大约要两个小时。当这一切刚刚结束，上午上工的哨声也吹响了，母亲往往一手拿一块煎饼吃着，一手拿着干活的工具，急匆匆地加入到集体劳动的队伍中。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她好像不曾正经地吃过一次早饭。晌午时分，母亲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家，草草地吃过午饭，又随着上工的哨声走入田地。晚饭后，总该歇歇了吧？怎么可能！要碾玉米、要磨糊子、要缝补浆洗……昏暗的煤油灯下，做针线的母亲在极度疲乏中不知多少次被钢针刺破手指，然后打一个机灵，又做起针线来……母亲啥时候入睡，我从来不知道，因为我已经早早地进入梦乡了。母亲出工一天记八分工，年底生产队里评工值，母亲的工值八分就评八分，同其它男性整劳力一个待遇，而有的婶子大娘往往被评为七分甚至六分。这足可佐证母亲当年的艰辛付出。到了晚年，母亲的腰弯了，背坨了，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医生说，这都是年轻时下力太过留下的，虽不致命，但痛苦伴随终生。

母亲在她四十一岁时总算脱离了“苦海”。那年，凭了父亲中级职称的条件，母亲和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从农村户籍转成了城镇户籍，吃上了国库粮。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拜城市快速发展所赐，母亲竟然招工当了环卫工人，尽管是苦累脏的差事，但工作有钟点，月月有工资，这是母亲做梦都不曾想过的事啊。尤其是每个月按时发放在她名下的工资，激发了母亲自尊的觉醒和人格的独立，慢慢地，母亲能提出家中资金的使用意见，而父亲则每每照办，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同你婶子大娘比起来，我掉进福窝里了。话里话外，表露着对当下的满足和对父亲的感激。但事情往往是十事九不全，因为招工还在母亲心中产生了一个愧疚，而这个愧疚直到她咽气的前一天她才了却，而我也才知晓。原来，母亲被招工后不久，我闺女文静出生了，在母亲的观念上，奶奶照看孙辈是天经地义的，不看才有悖常理。在工作和照看孙辈之间，母亲当时选择了工作，自然也在自己心里种下了愧疚。在母亲咽气的前一天的中午，她摘下颈上的金项链，郑重地交给我大妹和小妹，说，文静小时候我没能照看，作奶奶的不对啊！这个链子就送给文静，是个念想，也算补偿吧。听闻此事我泪如雨下，而文静则嚎啕大哭。

母亲进城后，喜欢劳作的本色一点也没有改变。也许是同她种了半辈子地有关系吧，进城后母亲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开荒种地。我记得她开的最大一块荒地是在红石公园，那时红石公园刚刚圈占，只在东南角作了稍许建设，尚有大量未利用的荒地。在母亲看来，这些荒地都是“宝”，不种怪可惜的。于是，母亲开了好大一片，总有几百平方吧，种了各种蔬菜，还种了玉米、大豆等。后来搬家到了莲河小区，大块的土地没处寻了，母亲就见缝插针开了一块十几平方米的小地侍弄，像绣花一样种了一些细菜，黄瓜、辣椒、西红柿不一而足。那时，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我们兄弟姊妹担心她在劳作时出现闪失，多次劝她不要再种了，她总是嘴上答应，仍然耕种不辍。直到小区物业实行规范化管理，不再允许业主利用边角地种菜时才作罢。后来，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母亲这样做主要的并不是为了补贴家用，而是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也许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怕自己成为“无用”的人、“多余”的人。她企盼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家人赞赏、被家人享用。行文至此，我忽然意识到，啊，母亲从来都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人，从来都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哪怕麻烦的对象是自己亲生亲养的孩子！母亲的最后时光，肺部功能已经大部丧失，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她仍然坚持自己下床方便。我欲上前服侍，母亲总是摆手拒绝。在生命尽头的两三天，母亲已经下不了床了，不能不接受我们几个孩子的辅助，但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此时的母亲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竞有些许的不安和歉疚。

母亲这种不愿给别人甚至自己的孩子添麻烦的品质很可能是导致她罹患皮肌炎的重要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从去年农历的十一月份开始了一个康复治疗项目，每一次治疗都在背部敷以中药，然后通电加热长达几十分钟，每每大汗淋漓。要命的是，这种治疗竟持续了五十六天！中间一天也没有停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就是青年人也经受不住啊，何况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喜欢中医、粗通医道的妻子说，冬季宜藏宜养，老人家反其道而行之，阳气大量宣泄，不出问题才怪，高度怀疑是过度治疗导致免疫系统紊乱，诱发了皮肌炎。我问母亲，有那么多的大医院可以选择，为什么偏要找江湖庸医？母亲说，去医院惊人动马的，你们忙，不想惊动啊。我埋怨母亲不应该瞒着我们，可是事后想想，母亲连续五十多天做哪种所谓的治疗我竟浑然不知，是多么的粗心大意啊！这是一个多大的过失啊！最该责备的应该是我啊！

母亲的祖上曾是富裕之家、书香门第。我依稀记得母亲祖宅的模样:四梁八柱的正房、青砖铺就的院落、规制严整的大门楼子，虽然破败，但气势仍在。印象较深的还有姥姥的针线簸箩里那本厚厚的用来夹鞋样子的线装书，蓝绸布封面，红格子里印着漂亮的方块字。那是一部古籍，而且我想一定是祖上传下来的。可惜我年少不晓事，不曾记得书名，待到我年长想起那部书时，书已经不知所终了。后来家境衰落，到母亲一代读书已成奢望，加之又是女性，所以母亲就与上学失之交臂，成了个白丁，但是家族的传承还是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深深植入了母亲的内心深处，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不因不识字而淡化，母亲终其一生，宽厚、勤劳、坚韧、谦让、中庸，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遇有纷争，先找自己的不是。对公婆百依百顺，对子孙关爱备至。到了晚年，她最乐此不疲的一件事是做一大桌子饭菜等我们来吃。人全了，吃净了，她最开心。

作家史铁生先生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的结尾处这样说:“……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颠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这段话非常符合我此时的心境，就抄在这里，以此祝愿我的母亲！

2025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