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回 

三年自然灾害的留痕不堪回首

作者：刘连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场全国性的经济灾难风暴，如猛兽般无情地席卷了双辽农场。1960 年，当这股凛冽的风掠过双辽农场，空气中满是枯草与尘土交织的苦涩气息。场部办公室前，两排老榆树好不容易冒出的新芽，还未来得及为大地铺上一片绿意，便被一双双因饥饿而急切的手捋得干干净净。那些树皮被石碾子磨成粉末，与野菜团子融合在一起，成为家家户户灶台上仅存的希望，承载着人们对生存的强烈渴望。

      双辽农场党委书记裴志夏的长子裴曙生，对那段岁月的记忆刻骨铭心。那时，太阳总是散发着惨白的光，洒落在干裂的河床上。人们像觅食的鹌鹑，弓着腰，一点点地在河床表层挖掘“地皮”（一种野菜）。裴曙生的指甲缝里，总是嵌着黑泥。他和小伙伴们挎着柳条筐，在场部食堂后墙根徘徊。他们把煤核混着炉渣扒拉出来，装进筐里时，那哗啦啦的声响，仿佛是一首杂乱无章却又独特的曲子。回到家中，母亲总能从煤核堆里挑出几块尚可使用的。当这些煤块被塞进炉膛，火苗欢快地舔舐着，这便是裴曙生一天中最温暖的期盼。家里的铁锅，也总是弥漫着玉米瓤子那股挥之不去的涩味。

       晚上，时任双辽农场党委书记的裴志夏从场部回来，裤脚沾满了田埂上的白霜。他坐下后便拿起菜团子。这位行政 14 级的干部，饭盒里的食物与职工食堂并无二致——玉米面掺杂着野菜，捏成拳头大小的团子，咬下去，牙床都会被硌得生疼。夜里，裴曙生常常因肚子饿得难受而哭泣，大便干燥时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母亲便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用手指头一点点帮他抠，那种指尖粗糙的触感，比玉米瓤子还要磨人。

      那年春天，逃荒的队伍如迁徙的雁群，沿着公路缓缓向南移动。我老舅来了，他指甲缝里还嵌着从辽原矿山带来的煤屑，豪迈地说：“走，去白泉林场，我养活你们。”秋天来临，辽源山村的屋檐下，房东大娘晾晒的土豆在秋阳下泛着土黄色的光泽。我盯着最大的那个土豆，喉结不住地上下滚动，终于趁人不注意，一把抓起来就啃。生土豆的涩味刺得舌头发麻，但我却舍不得松口，直到大娘粗糙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头，温柔地说：“傻孩子，吃生土豆要中毒的。”不一会儿，烀土豆的香气从灶台悠悠飘出。大娘端来的粗瓷碗里，土豆热气腾腾，表皮皱皱巴巴，掰开来，是蜜黄色的瓤。我一口接一口地吞咽，噎得直伸脖子，大娘就在一旁笑着，往我嘴里塞腌萝卜，说道：“孩子，慢点吃，管够。”那碗土豆带来的温暖，从胃里一直蔓延到心底，即便多年后回想起来，还能清晰地闻到柴火与泥土混合的芬芳。

       冬天到了，场部召回所有在外逃荒的人们，通知像雪花一样飘到了我们所居住的山村。在返回农场的路上，我看到双辽农场的榆树那一束束光秃秃的干枝在寒风中摇曳。书记裴志夏站在场部路口，迎接回归的人们，他的棉袄上打了块新补丁，见到回来的人，便笑着说：“回来就好。”

       农场仓库里，水稻垛上的麻袋印着“交公粮”三个醒目的红字，裴志夏指挥着职工装车，他的声音在寒风中虽有些颤抖，却字字清晰：“一粒都不能少。”

       1961 年，农场职工家的灶台上，还蒸着玉米瓤子面，只是掺的野菜少了些。裴曙生捡煤核时，发现场部食堂后墙根的煤渣多了，偶尔还能捡到没烧透的煤块。他把最大的那块悄悄塞进筐底，满心欢喜地想着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风卷着雪沫子打在脸上，他却丝毫不觉得冷。远处的稻田里，拖拉机开始翻地，铁犁划过冻土的声音，仿佛为春天的到来，埋下了一串沉甸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