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前秦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佛学家、翻译家。道安出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卫氏望族，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佛教学者。

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

道安出生于常山郡扶柳县（今河北省境内）的一个读书人家里。据《佛祖通载》卷七记：“安左臂有肉，方寸许，隆起如印，时号印手菩萨。”《广弘明集》二十有载：“‘或称印手，高坐擅名。’案维摩经之列众，有宝印手菩萨。”是说道安出生时，左臂上有一块皮，有一寸见方，挂在臂上，用手持一下，可以上下活动。肘的外部，有一块方形的肉，上有通文，当时的人们称道安为“印手菩萨”。

道安七岁上学，学习《诗》《书》《易》《礼记》《春秋》等儒家书籍。十二岁出家为僧，学习印度佛理。五十三岁南下襄阳，在襄阳研究佛学十余年，颇有建树，后成为前秦时期的佛教领袖，深受前秦宣昭帝苻坚的喜爱。释道安最突出的贡献，是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外来文化，做到“洋为中用”。

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但他认为戒律是可以“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在禅定方面，他认为修禅所达的境界，可以使修禅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他主张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半日用“考文”、“察句”之法，而应透过繁复的文句，体会其精神实质，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和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当前秦王苻坚攻克襄阳时，他曾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师。

道安受具足戒后，开始外出游学。他来到邺县的中寺，遇到佛图澄，佛图澄见到道安后非常激动，俩人谈了整整一天。寺院里的其他僧人见道安其貌不扬，都很轻视他，佛图澄却说：“此人有远见卓识，你们这些人跟他不能相比。”由此道安事佛图澄为师。

后来道安因避难，潜居于菠泽。高僧竺法济、支昙讲《阴持入经》，道安跟从他们学经。随后与周门竺法汰迁居于飞龙山，这时僧先、道护等都已在飞龙山上，见面之后非常高兴，他们共同研读经文，妙出神情。道安又来到太行恒山，创建寺院和佛塔，使河北人都得到了教化。

道安重视般若学，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同时重视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禅法，对安世高所译禅籍注释甚多。由于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佛学，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因此，道安大师被视为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

佛教初传中国时，为了适应传统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国人熟悉的语汇或概念，特别是老庄术语来加以比附诠释，称为“格义”。道安后来意识到以“格义”理解佛义，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误解。因此，道安迁徙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与旧友僧光法师讨论此事，表示对格义的不满。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坚持弘扬教理不宜分别次第先后，应首求准确。道安不拘旧说，敢于创新，一代宗师的气概于此可见。

石（虎）赵灭亡后，北方战乱不休。为了逃避战祸，道安师徒四百馀人决定离开北方，取道南下，投奔东晋的辖地襄阳。为了广布教化，行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众往巴蜀，部分徒众下扬州，自己则带领大部分门徒继续南下襄阳。

往襄阳之前，道安的声名早已传遍东晋。入襄阳后，东晋境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当时荆州刺史桓豁、襄阳镇守朱序、宣威将军郗超等人与道安均有往来，或请道安讲法，或者供养用物，多方给予支持。其中，郗超不仅遣使送米千斛，并且修书累纸，深致殷勤。然而众人之中，与道安交谊最深的，则属东晋名士习凿齿。

习凿齿博学广闻，以文名著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阳之前，习凿齿亦久闻道安之名，故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自我介绍曰：“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二人机锋相对，禅意盎然，时人称许，以为名对。习凿齿后来并向谢安推荐道安，力赞道安知识渊博、道风严谨，不以神通惑众，全凭高超的智慧远见与道德学问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道安南下襄阳时期，东晋玄风鼎盛，大批清谈名士热烈讨论本末、有无、体用等玄学主题，深深影响当时上层社会。为了适应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道安在弘法活动中，常常刻意宣讲思想上能与玄学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学，将当时玄学界的一些争论引入般若学加以研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本无宗”学派。成为般若学中创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这是道安对早期佛教传播发展的重大贡献。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传入中国后，虽有大量佛典译出，但由于佛经文体艰深，语言难度高，加上时代条件各异，翻译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转译的素质上难免参差不齐，随着年代久远，展转传抄，舛讹相悖的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许多后人编撰的“伪经”。有鉴于此，道安广泛搜求各种译本，加以筛选整理后，编纂出《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该书在校阅群经的基础上，对各经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严密考订，并且严格辨别真伪，评定新旧，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历时约两百年间的汉译佛典与注经作品，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为整饬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

在注疏经典方面，由于旧译经典时有错误，致深义隐没，文理欠通。为此，道安遍览诸经，先后对《般若》、《道行》、《密迹》、《安般》等经典研寻文义，将佛经分为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使佛经要旨一目了然，从此经义更具系统。道安注经时，曾发愿：“若我所说不违佛旨，愿见瑞相指点。”当夜，果然梦见一白首长眉尊者来说：“君所注之经，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当助你弘扬佛道。”后来证明，道安所梦僧人，原来是宾头卢尊者（十八罗汉之一）。

随着道安南下襄阳，佛法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各地僧团日益增多。为使僧尼行有节度，道安参照当时已有的律学，再配合实际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规，将僧尼的活动纳入轨范，对当时的僧团影响甚大。

前秦王苻坚素闻道安之名。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苻坚派军南下，次年攻克襄阳，道安被送往长安，驻锡五重寺，备受推崇礼遇。由于苻坚的护持，道安主持数千人的大道场，同时组成一个译经工作群，一时中外翻译人才云集，由道安亲自指导，选经翻译，并对所译经典详加校订，一一作序。所译经典主要以小乘说一切有部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经。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约百馀万言。

主持译事过程中，道安总结译经的经验与困难，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由于佛经翻译存在着五种情况无法与梵文原意相符，与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因此道安提倡直译，主张译笔宜力求质朴，此一观点，影响日后的翻译甚大。隋代译经家彦琮于《辨正论》中即引述道安的见解，并对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隐”深致赞叹！

道安还把当时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推荐给符坚。他是鸠摩罗什后来在草堂寺主持译经，成为三论宗始祖的真接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