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后秦、东晋高僧，平阳郡人。

他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佛教革新人物。他还是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399年，法显从长安（今汉长安城遗址）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

法显、玄奘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南沙群岛有法显暗沙以示纪念。

法显本姓龚，出生在平阳郡，早年便见证了后赵、冉魏、前燕和前秦势力的相互取代。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岁左右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和尚进入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法显传》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这里只提律藏，没有提经论。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

东晋隆安三年（ 399年），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六十余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

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

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78岁。

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旋即经彭城、京口（江苏镇江），次年到了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 《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 《大般泥洹经》6卷, 《杂藏经》1卷。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佛国记》，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当代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又来到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终老于此，卒时八十六岁，一作八十二岁。

只有了解背景，才能真正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有大约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

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年），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特别是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已经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

法显到了天竺，在搜寻经典中，并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

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举道安作一个例子。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可见道安门下僧徒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佛国记》内，广州被视为“汉地”，汉族地区的南部至少已包含广东地区在内。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载有200人的印度式大船循海东归。船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商人为减轻船只载重，险些要丢掉法显的佛像和佛经。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泊了一百多天，甚至一度被海盗盯上，终于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

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风浪中，法显被印度教徒视为不详，险些再次被抛入大海。这时一位同行的汉地商贾、也是资助过法显的友人恐吓印度教徒表示，如果敢于残害汉地人士，他就会告发船主的杀人行径。这才帮法显逃过劫难。这些经历，都成为吴承恩小说《西游记》里所描写的“九九八十一难”的素材。

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船上的人们虽知己到汉地，但不知道到了汉地的哪一处。法显于是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

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旋即经彭城、京口（江苏镇江），次年到了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他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 《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 《大般泥洹经》6卷, 《杂藏经》1卷。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佛国记》，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当代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又来到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终老于此，卒时八十六岁，一作八十二岁。

法显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一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译经的同时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也对后世了重要作用。

《佛国记》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

《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