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把文学、哲学和生活打通的人

——答《文化艺术报》记者问之一

文/红孩

【编者按】这篇访谈以《文化艺术报》记者与红孩的对话为载体，围绕红孩的散文创作理念、文学认知及个人经历展开，呈现出一位扎根生活、理念鲜明的散文家形象，红孩提出的“散文（包括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这一核心理论，在访谈中得到充分阐释。他明确区分了散文的主观性——强调“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内心抵达，以及小说的叙事性——侧重“我说”的故事性与娱乐性，逻辑清晰且易于理解。此外，“散文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散文是从我到我们的哲学过程”等理论观点，展现了他对散文文体的深入思考，形成了自洽的理论框架，也体现了其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提炼的探索路径。访谈中，红孩多次提及自己的成长经历——北京郊区农场的少年时光、畜牧兽医专业的学习、基层工作的体验，这些经历成为其创作的重要源泉。他坚持“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的理念，将目光投向生活底层，与鲁迅、老舍等作家的创作追求形成呼应。这种对大众生活的关注并非刻意迎合，而是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使得其“平民情怀”具有真实的支撑，也解释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原因。在谈及文学与人生的意义时，红孩展现出辩证的视角。他一方面承认自己从农场少年到作家的成长路径对年轻人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又坦言“人生没有意义，文学没有意义，我们所有的一切终将被忘记”，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体现了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在认清虚无的同时，选择“做一个人畜无害的人”，在创作与生活中寻找当下的价值。这种思考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作，融入了哲学层面的感悟。从高中时期立志成为浩然、刘绍棠那样的作家，到初中时尝试创作长篇小说《青春的答卷》却半途而废，再到后来主编文学副刊、提出散文理论，红孩的创作历程在访谈中清晰可见。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的策划背景，也反映了他从“上岸”的个人心境到与读者分享成长经验的转变，展现了作家在创作与市场、个人表达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平衡与思考。总之，这篇访谈不仅让读者了解了红孩的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更透过他的经历与思考，感受到文学与生活、个体与时代的紧密关联，凸显了一位作家在坚守自我与拥抱世界过程中的真诚与深度。【编辑：纪昀清】

文化艺术报：说起红孩，首先是：“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您是如何看待“鲜明符号”这个称谓的？

红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一个体貌特征，也会有一个名字。人的长相特殊，在茫茫人海中，可能会被瞬间记住。譬如葛优、潘长江。至于名字，那就看你在哪个范围，如果你是明星演员、歌唱家、电视主持人，很容易被大众所熟知。近二十几年，我长期主编报纸文学副刊，又主持中国散文学会的日常工作，同时进行大量的散文创作，特别是提出一些观点鲜明的散文理论，从而引起文学界，特别是散文界的关注，这肯定会被人们冠以符号化。好在这个符号不是固化的，它也会随时被更新。这就如同作家的成熟标志是形成风格。

文化艺术报：2018年，您出版了《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一书，提出散文和诗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可否就话题谈谈您对散文和小说的认识？

红孩：“散文(包括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这个理论自我2010年前后提出，已经越来越被散文作者所接受。散文创作，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即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它更强调向内心世界的抵达，从而获得读者的情感和思想的共鸣。小说，在古代是说书人讲故事，它所讲述的内容大多是从别处听来的，经过讲述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得到听众的共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不一定是我亲身经历的，但却是从我嘴里说出的，信不信由你，更多的具有娱乐性。自白话文学以后，小说开始以书写的方式，通过报刊、图书为载体进入公众的视野。这样，小说就进入了文字叙事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尽管如此，“我说”依然是它的本质。

文化艺术报：您的散文坚持现实生活创作，具有强烈的平民情怀，“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为大众，为读者写作使您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如何保持与大众共鸣的情感？

红孩：每个人的创作都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受教育的程度有关系。我从小生活在北京郊区，父亲曾担任近四十年的村主要领导干部，母亲是农场果园工人。我高中上的是职业高中，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就分配在农场工作，做过畜牧工人、农场畜牧和工业公司的工会、宣传干部，乡政府团委书记，1992年调到刚创刊的《北京工人报》社，跑口北京市机械局、纺织局、农场局、科委以及房山、大兴、昌平三个远郊县，就是说，在我少年和青春的记忆中，我对农工生活和政府机关非常熟悉。再者，我从高中时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立志要做浩然、刘绍棠那样的作家。我喜欢乡村，但创作思想上却用现代思维。即使后来我到中国文联、文化部的中央媒体工作，我在吸收国内外最高端的文化养料外，也还不忘底层的生活与经验。底层代表普通人的生活，但不意味着底层就低下。在我看到的鲁迅、老舍、赵树理、柳青、路遥等现当代作家的笔下，他们都是把目光投向生活的最底层，透过一个个人物去记录所经历的时代。我多次表达过“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的创作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都市生活、上流社会、资本社会、官场社会的生活，只是我的关注点不在那里而已。在文学的审美上，任何生活都是可取的。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创作开始由干预社会、干预现实，转入了关注自我，关注个体生命，特别是散文创作，您是践行者，关注个体生命才是一个散文作家的本性？

红孩：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关。唐宋八大家的作家处在封建时代，他们每个人都担任高官，学富五车，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甚至领导了文学文风的改革。特别是王安石、苏东坡，他们几乎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几乎到了搭上性命的险地。因此，他们的文章既有官样的忧国忧民，也有个人的情感表达。自白话文开始后，由于当时清政权结束，新政权尚未稳固，甚至出现军阀割据，这时的一批文化先驱，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崭新的语言、文体形式，对中国的旧文化旧文学进行史无前例的创新变革。从这时，散文开始真正的关注自我，“我”开始觉醒，“文以载道”受到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学出现两种或三种状态，即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流亡文学，比起诗歌、小说的发展，散文变得比较弱化。新中国成立后，散文创作涌现出魏巍、杨朔、秦牧、刘白羽、李若冰等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有鲜明的指向，显然不同于二三十年代鲁迅、朱自清、周作人等作家，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对新中国的抒情与歌唱。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即使在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风起云涌时，散文依然保持建国初的底色。九十年代后，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快速发展，散文终于在市场洪流中逐渐回到自我，向青草的更青处漫溯，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史铁生、周国平、余秋雨。就我个人创作而言，我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从事媒体工作，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主持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甚至是较长时间参与主持中国散文学会的工作，也编辑了大量的散文选本和主持多项散文评奖，但说实话，我那时对散文这个文体还是一知半解。真正的对散文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还是最近四五年的事。关注个体生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透过个体，它一定是反应群体的情绪，包括哲学、美学甚至到宗教信仰的需要。

文化艺术报：去年，您出版了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这本书，能否看成是您从农场少年走上作家道路、最终活出想要的人生的一次解答？

红孩：这部散文集是编辑帮我策划的，我原来的书名叫《上岸》，但负责营销的人员说《上岸》太佛系，也有点小众化，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没有上过大学，靠写作从北京郊区农场少年最终成为一个名作家，对当下的年轻人有借鉴意义。我说，“活出想要的人生”，这个话题让我至今都困惑。记得在新书发布会上，我说在小学五年级时，老师让同学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记得有的同学写将来要当科学家、教授，也有的同学写要当解放军当工程师，我们的老师是个村代课老师，他看了我们的作文瞬间全给否定了，说你们不要想得那么美好，实话告诉你们，长大后你们在农村能当个拖拉机手就挺好。你们想想，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大姑娘，穿着劳动布工作服，带着白色线手套，围着红围巾，头顶着绿军帽，红色的拖拉机突突地在家乡的土地上驰骋，那得多风光。老师的话让人听得很神往，可我在几秒钟后心里就决定:去你的吧，拖拉机手!我要离开这土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在京城工作居住三十多年，可我的笔下始终没有离开那片土地。我在初中中考失败后，一度心灰意冷，在农场一位工会干部也是文学狂热爱好者的怂恿下，我曾写过长篇小说《青春的答卷》，原计划写15万字，结果写到8万字再也写不动了。看来，“青春的答卷”要交给未来去完成了。所以，出版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我内心并不希望这是一次对过去的总结和解答。我真实的思想是人生没有意义，文学没有意义，我们所有的一切终将被忘记。活着，做一个人畜无害的人，或许就是未来最好的人生。

文化艺术报：《活出想要的人生》，是您的最新散文集，这本散文集用自己的散文实践来阐释您的散文和文学理论？

红孩：最新散文集是对的，但具体书中的作品，并不都是最近几年的。前面说过，这本散文集是编辑帮我策划，按照我的成长轨迹设计的。我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1990年从写书评起有意识地进行文学评论，到了《中国文化报》主编文学副刊后，又不遗余力地写文化时评。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一个作家写作到一定的阶段，最好能写一些文学评论，或写一些文化时评、随笔，这对提高自身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会有极大的帮助。我不是学院派出身，不喜欢文章论文化，引经据典，往往是把从中外古今先贤那里学到的某些理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如我提出的“散文是说我的世界”“散文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散文是从我到我们的哲学过程”“散文是结尾的艺术”等，大都得到散文界的广泛认同。近几年，我在哲学、宗教、美学方面也在进行一些探索总结，或许我对自己的理论也会重新认识。

【本文发表于2025年7月23日《文化艺术报》与《红孩散文说》公众号】

【作者简介】红孩，著名作家、学者，男，20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皆有所染，但所获成就甚微。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太阳真好》、长篇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洲》和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近年策划、主编的书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都市情感推理小说丛书》《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长篇小说丛书》《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中国争鸣小说年选》以及《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年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红孩曹维劲主编)等。现供职于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致公党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化报副刊主编、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