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变迁下的记忆与展望
王侠
老宣武
许多许多一直住在宣武的,或者是已经搬走但仍然经常路过宣武的,对宣武的任何变化,似乎是不陌生的。但对于我这个十八岁之前居住过的,后来再很少回宣武的,在我眼里,宣武是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我曾经回去,几乎认不出来了,走到哪里,都是要问路,几乎百分之百的成了个乡下人、外乡人。我的脑子里,依然如故,依然是过去的宣武,一切都是名人故居多,小胡同多,依然是玩弹球、斗蛐蛐,跳沙坑,比赛跑,练单杠,踢足球的情景。
我把童年的光阴,存在一条叫“老墙根”或者是“司家坑”的胡同里。那都是一条不太宽的两边是土坯与青砖混合的墙,有的墙头还插满碎玻璃碴,阳光一照,像给胡同镶了一圈冰。墙根下永远蹲着一排老头或疑似老头,他们面前摆着简易棋盘:一块刨平的木板,用墨汁画出楚河汉界,棋子是硬纸壳剪成,写上车马炮。老头们下棋不出声,只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得“当当”响,每磕一下,就把一天磕短了一截。
我蹲在旁边看,不是为了棋,而是为了“弹球”。胡同中间有一道天然沟槽,雨后积水,我们掏出五颜六色的玻璃球,拇指一弹,“嗒”的一声脆响,球沿水痕疾驰,撞在另一颗球上,火星四溅。胜者把球揣进兜里,像揣进一枚发烫的太阳。那时的兜和书包,是母亲用碎布头拼的,线脚外露,却盛得住整个夏天,而且超前了几十年,是现在社会的时髦的包的样式。
宣武的夏天,是从槐花香里浮出来的。家的附近有两棵百年老槐,树干粗得要三个小孩才能合抱。傍晚,清真寺的邦克声一起,花香仿佛也被召唤,顺着宣礼塔往天上爬。我们光着脚丫在树下跳沙坑:挖一个碗口大的坑,撒几把细沙,双脚并拢,从远处冲刺,落点越近坑沿越妙。跳得最远的那个,被大家封为“飞将军”,可以决定今晚“逮人”游戏谁当选这个警察。
夜色降临,胡同口亮起25瓦灯泡,昏黄的光像一块旧绸布,把我们罩在里面。大人们搬出竹椅,摇蒲扇,说“宣武门外菜市口,过去砍头的地儿”,孩子们吓得往人缝里钻,却又忍不住回头听。血与历史,在夏夜里发酵成一种奇异的安全感——我们被吓住了,也因此被抱得更紧。
秋天是斗蛐蛐的季节。很多人用罐头盒给养了一只只“黑金刚”,翅漆黑,牙血红。每天放学后,我钻进菜市口西边的一处荒草院,那里曾是清朝某贝勒的马厩,民国时改成煤厂,解放后荒废,成了昆虫的乐园。蟋蟀的叫声像一把极薄的锯,把黄昏锯成碎屑。我把逮着的黑金刚放进泥罐,用狗尾草逗它,它振翅长鸣,像在宣布一场无人知晓的起义与战斗。
比赛总在礼拜五晚上。胡同孩子们聚在“小老广”家——他父亲在回民食堂做烧麦,家里总有一股羊油香。桌子中央放一只搪瓷盆,两只蛐蛐被同时倒进去,四壁顿时响起密集的“咯咯”声。胜负只在几秒,败者被丢回草丛,胜者则住进新的紫砂罐,罐身用红漆写着“威震南城”。
冬天,宣武的风像钝刀,一下一下刮脸。我后来插队与招工的第四个年头才第一次回京探亲,我看见熟悉的地方,想起来我们曾在大风里踢足球:球门是两块砖,球是瘪了气的“火车头”,踢一脚,球在冰碴子上滚出“咯啦啦”的响。最冷那天,零下十五度,高喊着,让暴风雪来的更猛烈些吧!我们仍踢得满头大汗,头顶冒白汽,像一列列小火车。踢完球,去菜市口电影院门口喝羊杂汤。老板是河北沧州人,汤里放足胡椒,一口下去,从喉咙辣到脚心,眼泪鼻涕一齐流,却觉得痛快——那是贫穷年代最廉价的狂欢。然后,花一毛钱去看香港的《十号球门》电影。
后来我去延安插队,从此离开宣武,像一颗弹球被命运弹到远方,因为没有钱,很多时候不回北京,人家都办回来了,我一个是没钱,再一个不知道潜规则,因而在陕西“隐蔽”下来。我再回来时,已是三十年后。大概是地铁四号线的菜市口站出来,我抬头,找不到那两棵老槐树。胡同口的大灯泡,换成LED冷白光;回民食堂的烟囱,成了玻璃幕墙上的霓虹。我站在曾经跳沙坑的位置,脚下是花岗岩地砖,缝隙嵌得极细,连一根草都钻不出来。
我向一位穿制服的保安问路:“师傅,老墙根、司家坑、车子营胡同怎么走?”他皱眉:“没听过。”又指指身后:“这儿是中信城三期。”我顺着他的手看,只见一片赭红色高楼,像一排沉默的森林。
可当我闭上眼,风似乎还是从三十年前吹来:带着羊汤胡椒味,带着槐树花香,带着蛐蛐的锯声。我还听见父亲在喊:“黑金刚,上!”听见母亲用纳鞋底的声音数我的分数:“语文98,算术100……”听见胡同深处,弹球撞出清脆的“嗒”。那是我在9分之后添上了一个8,在10分之后添上个0,我当然不相能考那么高的分,可我母亲信了,直到她去世,她也是兴高采烈的!
原来的老宣武在我脑子里并未消失,它只是被折叠起来,藏进我的骨缝。当新宣武的玻璃幕墙反射夕阳,那光里仍有一块旧绸布的温柔。
新宣武
从大概是四号线的菜市口站出来,迎面是中信城三期赭红色的高楼群。玻璃幕墙像一面面刚擦亮的镜子,把早晨八点的阳光切成无数锋利的碎片。我站在地铁口,用导航确认脚下——这里曾经是“老墙根胡同”“司家坑胡同”。导航机械地提醒我:前方二百米左转,抵达“XX街心花园”。我笑了,原来记忆里的胡同只是被折叠成一块街心绿地,像把一把旧折扇收进了西装内袋。
沿着“XX街心花园”往北,是正拆迁的面貌,很多以前的房子消逝不见了,许多许多过去看到的同学、熟人也基本上都看不见了。过去的三轮车铃铛声、爆米花“嘭”的闷响,被电动车蜂鸣、汽车喇叭取代。过去胡同口的国营菜站,如今是盒马鲜生;过去煤厂的大铁门,如今成了24小时健身房落地玻璃门。城市像被一只巨大的手调成了2.0倍速播放:老槐树被移植到别的地方,原地种上晚樱早梅;羊杂汤摊更是不见了,星巴克里卖起了“京味拿铁”。
牛街还在,但已不是我记忆里的牛街。过去窄得只能过一辆自行车的土路,如今好像是五十米宽的“牛街大街”。民族小学新校区像一艘银色飞船,落在清真寺对面;敬老院拆平后,原地拔起“牛街金茂府”。我在路口遇见一位戴白帽的大爷,聊天时他指着金茂府说:“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现在回家得先刷卡。”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被时代裹挟的幽默。
琉璃厂依旧飘着墨香,但墨香里混进了空调冷气。荣宝斋还在,只是门口多了扫码预约的告示;过去一块钱买一张的毛边纸,如今装进礼盒,配一张书法家合影,售价三百八。我拐进后孙公园胡同,电线杆上还贴着泛黄的“宣武区防汛通告”,日期停留在2008年。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时间在此处打了一个褶皱:胡同口的共享单车、远处玻璃幕墙的反光、脚下半块碎裂的青砖,同时存在于一个静止的剖面。
傍晚,我登上新建成的“宣武门遗址空中走廊”。走廊悬在二环路上方,脚下是滚滚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走廊尽头有一块铜制浮雕,刻着明清北京城地图:宣武门、菜市口、老墙根、牛街……我伸手去摸,铜板冰凉。旁边的AR互动屏提示我扫码,可以“穿越回1900年的宣南”。我戴上AR眼镜,镜头里,胡同、戏楼、会馆次第浮现;摘掉眼镜,一切又归于玻璃幕墙的寂静。
夜幕完全降临,步行街大屏开始播放“西城·宣南文化光影秀”。激光把纪晓岚、朱彝尊、谭鑫培的影像投在墙上,又迅速碎裂成像素雨。我身旁的小女孩问妈妈:“这些人是真人吗?”妈妈答:“是历史人物。”女孩“哦”了一声,继续低头刷抖音。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新宣武并不排斥老宣武,它只是把老宣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二维码、LED、AR、光影、大数据。
我坐地铁离开,车厢电子屏循环播放:“西城区,北京金融新中心。”我却在心里默默纠正:这里也是宣武——老宣武的魂儿,藏在地铁隧道深处,藏在玻璃幕墙的反光里,藏在一碗仍坚持手工抻面的拉面馆里。城市可以拆房子、拓马路、换招牌,却拆不走记忆,拓不宽乡愁,换不掉那一句带着花椒味的儿化音:“吃了吗,您哪?”
于是,我用手指头在手机上写下这段文字。因为我知道,无论行政版图如何改写,无论高楼怎样生长,宣武永远是北京地图上那块被岁月反复摩挲的温润包浆。新与老,在这里不是对立,而是合唱:老宣武唱慢板,新宣武唱快板,快慢交替,才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心跳。当然,我仅仅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肯定是写不出来多么高档的东西,爷们、姐们凑合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