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635～713），唐齐州（今山东济南）人，一说范阳（今北京城西南）人，俗姓张，字文明。幼年出家，天性颖慧，遍访名德，博览群籍。年十五即仰慕法显、玄奘之西游，二十岁受具足戒。

义静于咸亨二年（671）经由海道（今广州），取道海路，经室利弗逝（苏门答腊巴邻旁，Palembang）至天竺（今印度），一一巡礼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园精舍等佛教圣迹后，往那烂陀寺勤学十一年，后又至苏门答腊游学七年。历游三十余国，作传四十条寄归。返国时，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义静还曾参预实叉难陀译场，在长安、洛阳主持译事，为中国佛教著名翻译家之一。患然未列入佛经四大译者，但他取经和译经的成就一直为后人称道。

义净七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善遇法师博学多能，精通佛经，对六艺、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禅师研习《法华经》数十年，造诣极深。在他们的教导下，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二十年（646年），善遇法师去世，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贞观二十二年，义净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数载勤学，义净学业大进。慧智见他天资聪颖，前途无量，遂劝他出外求学。义净辞别土窟寺，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

在东都洛阳，义净修习《对法》、《摄论》诸经，佛学水平又有提高。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于是他又来到长安，学习了《俱舍》、《唯识》等经，但胸中疑问不减。为祛蔽解疑，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咸亨元年（670年），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莱州的弘祎法师，众人志同道合，相约赴印度取经。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陆上的“丝绸之路”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相对而言，海路较为通畅。

义静取经也同样经历尽了艰难。他乘海船出广州后，经二十天左右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习声明（音韵学）。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被迫回国。净只身继续前行，于咸亨三年（672年）五、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再经羯荼国到达裸人国，再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跟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大乘灯原籍爱州（今越南清化），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后出家，曾到长安师从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被迫滞留十二年。耽摩立底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很远，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很不安全。他们等到一个机会，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身体疲羸”、“孤步险隘”，落在众人后面，又遭强人打劫，受尽凌辱，几乎丧命，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赶上了商队，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

到达那烂陀寺后，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此后重回那烂陀寺，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

义静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载，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大德，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并和道琳法师屡入坛场，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方才言旋。

武周垂拱三年（687年），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又在那里停留二年多，从事译述。他为了求得纸墨和写手，曾于永昌元年（689年）随商船回到广州，获贞固律师等的相助，又于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随授随译，并抄补梵本。

天授二年（691年）他回国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到了证圣元年（695年），他才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

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并赐予他“三藏”之号，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东京福先寺、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为了更好的存放这些珍贵的佛教经卷，公园707年，刚刚继位的唐中宗下令将荐福寺扩建，并由著名的道岸律师主持营造一座佛塔——荐福寺塔，即现存的西安“小雁塔”。

住在佛授记寺。他先与于阗实叉难陀、大福先寺（原名太原寺）寺主复礼、西崇福寺寺主法藏等译《华严经》。

久视元年（700年）以后，他才组织译场，自主译事。从此直到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止，译钞经典并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

他所译述虽遍三藏，但力行专攻律部，译事之暇，常细心地把日常重要律仪教授学徒，漉囊护生，净瓶涤秽，严守规矩，树立新范，学僧传习，遍于京洛，为一时所称叹。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享年七十九岁。葬于洛阳北原上，建有灵塔。乾元元年（758年），以塔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设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义净的翻译活动得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

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

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