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刚勇
我家乡在衡阳市乡下，雅号叫荷花塘，官方法定地名为荷花塘生产队。荷花塘可不是浪得虚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荷别样红”，到了春夏之交，她妥妥的就够得上半个西子湖。
我老爸是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就是规划生产，安排农活，带头干活，照看社员生活。我从没见过老爸收受生产队社员什么礼物。
生产队干部和大队干部都是由社员直接投票选出来的。我有一兄三弟四妹九人，都是生产队那个时代出生的。多数家庭也就是这样子，刚解放那七、八年新添了不少人口。
生产队社员集体劳作，集体出工，集体收工，由生产队队长敲钟或吹口哨为号。时下有人说那是吃“大锅饭“，没效率。其实不然，生产队组织老农，对农村每一项农活都进行过评估和考黄，把农活划分为计时和定额两大类，每一项都有对应的评分标准。生产队有专门的记工员计量，再开社员代表会平价打分。有时还真的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但都认为这是正常的，没谁跟谁结怨。左邻右舍，全队上下都是一团和气，有说有笑的。
要说真的吃大锅饭，当数1958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了公共食堂，各家各户主动把自家灶台拆了，打碎做肥料，把鼎锅上交钢铁厂，土法炼钢铁。——那时的社员们一门心思奔大集体，吃大锅饭，修大型水库，造大寨梯田，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自发的。我那时是小学生，戴红巾，就打起被包住进了钟花园（钟姓的祠堂），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打草养鱼喂兔子。
寒冬腊月，我们还上水库工地“支前”。1960年冬忒冷，我们的少先队旗在寒风中冻僵了。见此情此景，“红展红旗冻不翻”这句诗从我嘴里脱口而出。就因为这一细节引起工地领导的注意，把我派送到工地宣传队。
水库工地人山人海，但社员仍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生活。因为我是工地宣传员了，所以住进了本生产队的工棚，爷爷奶奶、叔伯阿婶对我格外亲热。
这三年史称“特殊时期”。说特殊，一是天气反常，连续三年天旱，湘江衡阳段河床裸露，基本断流。二是心血来潮，急于就成，试图“一年超英，三年赶美“，马上建成共产主义。三是物资短缺，供不应售。
那年月，政府通过供销社对布匹、食盐、煤油、化肥和农药等十二类物资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计划供应，定点购买。其中布匹按人头计发，每人一丈四尺五寸。小孩多的用不完，就拿来送人情。粮票是为人员流动而设计的，外出务工，可以拿米面去粮店换取粮票，再到对方粮店率数回购。
生产队除了按劳分配之外，还须提留一部分按人口分配（比例由生产队民主讨论决定，报大队备案）。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工分少，年终分配，粮油棉实物低于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六，刚好够吃。劳力多的过得比我们家好，自给有余。
生产队按各家各户的人口多少给社员分配了自留地，还规定每隔三年调整一次。但在我的记忆中，各家的自留地就是各家的老菜园子，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山村闲空荒地多的是，多垦多种没人太在意。
生产队财务建有两帐、六簿，即实物帐，现金帐。人口簿、工分簿、家肥簿、实物分配簿、存款收支蹲、供销社供应簿。日常生产、生活管理十分精细，到位。我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担任过大队会计，经常去生产队查帐，发现原始簿记资料都很完备，保留得很好。
当年，为了提高我这样困难户的收入，生产队让我家放养了一头耕牛，寒暑假不上学，让我们在生产队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比如割草交给队上沤肥，热天给下地干农活的社员送凉水……。
在生活物资供上，优先照顾烈军属，其次是城镇工人、干部和教师的农村家属。
我老家那个生产队有很大一快晒谷坪，停也建有文化室、会议室、仓库和农机具库房。区社放映队每隔一个月会来放电影，很热闹。春节舞龙灯、闹月宵，一玩就是十几二十天。那时候，社员外出办事、走亲戚，确实要向生产队请假，一是为了方便安排农事，二来也是为了社员安全。
生产队时期没有宅基地考量。谁家想盖房，给队上说一声，在自家房子傍边搭建就行，帮工的多数是本生产队社员。
我曾经向老爸打听，能担这个生产队队长的有几个人？老爸说，一个是我，一个是现任会计春庄，还有一个就是尚为相。老尚是富农，解放前就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种田秀才”，当生产队长自然不在话下，但他成分高，轮不到他。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