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公元499~569年）印度优禅尼国人，婆罗门族，精通大乘佛教。在南北朝梁武帝时，真谛携带大量梵文经典，乘船来到梁都建康，在准备开始译经之时，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他辗转到富春，才开始译经。之后，真谛又多次被迫迁移。虽在兵荒马乱年代，但始终坚持译经，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

真谛原名“拘那罗陀”。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他以弘道为怀，泛海南游，止于扶南国。

据宋晋江人曾会所撰《重修延福寺碑铭》云：“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6年），泛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证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焉。”这里所说的“寺”，据文献记载，乃是晋太康九年（288年），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安丰州九日山附近建造的延福寺。

真谛始达建康时，受到朝廷热情欢迎，梁武帝亲加顶礼，并把他安置在华林园宝云殿供养，准备译经。但就在这年八月，发生了侯景叛乱事件。十月，京城陷落，武帝被囚，士庶奔逃，真谛只得离京避难，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路避难，一路翻译经典。真谛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48部232卷，著名的有《无上依经》、《十七地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

真谛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核实，把意义吃透了，才动笔成文。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所以他的译文，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有晦涩难解的缺点。

从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来看，他所弘扬的主要是瑜伽学系无著、世亲两位佛学大师的唯识之学。中土瑜伽学系的规模，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他学说所宗，特别重视《摄大乘》和《阿毗达磨俱舍》二论。他译讲这二部论时，已年近七十，而且他觉得在中土不副所怀，仍然仔细地勘定译文，反复讲解，并特嘱弟子道尼等立誓弘传，可见他的恳挚之忱和郑重其事的态度。

这两部论在印度佛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可以说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他重视此两书，显示了他对于整个佛学体系的理解和弘法重点之所在。

真谛的翻译，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 文字虽然有些艰涩，或杂入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大体是正确的。毕竟学习古代繁体汉语需要很长的时间，再把梵语翻译成古代汉语的难度可想而知了。真谛传译主要经论大都经过讲解。弟子们记述师义，通称疏、释，亦称注记或本记。综计属于撰述者达二十余部，可见他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而且是极渊博的义学大师。此外，真谛还撰有《佛性义》三卷、《禅定义》一卷、《众经通序》二卷，大都同样由弟子们辑述而成。

真谛门下，以僧宗、法准、慧恺、慧旷、法泰、道尼、智敫及居士曹毗等为最著名。特别是慧恺助师译《摄大乘》、《俱舍》二论，建议重治《俱舍》译文，并记录口义，最著功绩。真谛尝有相见恨晚之叹。现存他所撰《摄大乘论释序》、《俱舍释论序》、《唯识论后记》及《律二十二明了论》的《后记》四篇，为仅存的成于真谛生前的可靠史料。

而真谛本人，也因其卓绝的精神和丰富的译业要远比同时代的译人丰富而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在中国佛教史上，他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另有一说为不空），并称为四大译师而名垂不朽。